迄今最好的一部书——《文化语言学》专家座谈会会议纪要

  3月16日,武汉地区一些较有影响的语言学者济济一堂,在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系举行了《文化语言学》专家座谈会。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文化热”,在它的影响下,语言学界的学者也开始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化问题,文化语言学由是而生。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为了推进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在湖北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湖北省、武汉市的语言学工作者共同联手,精诚协作,集体编著了这本《文化语言学》。该书由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担任主编,它是我国第一部直接以“文化语言学”作为书名的关于文化语言学的学术专著。该书1990年初版问世以来,在国内外语言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得到语言学界许多专家的热情鼓励和充分肯定。

  鉴于文化语言学在近十年间的新发展和广大学人的迫切需要,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制订国家“九五”重点出版规划的项目征集要求,湖北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再次组织原书的作者在充分吸收学界同仁的意见和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该书进行修改增订。2000年1月《文化语言学》(增订本)出版。《文化语言学》(增订本)是国家“九五”重点图书,是湖北教育出版社精心策划、隆重推出的一本重要学术著作。与初版相比,《增订本》修改了一些原来不太成熟的观点,把原来“下编”改为“中编”,增加了一组专题性的研究作为新的“下编”,修订和增补的幅度较大。

  为了进一步推动文化语言学的研究,也为了更好地宣传这本凝聚着广大语言学者的集体智慧和心血,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学术专著,听取《文化语言学》(增订本)出版一年来的社会评判,湖北教育出版社邀请了一批语言学专家,在华中师大语言学系举办了《文化语言学》专家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邢福义、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郑远汉、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合鸣、湖北大学教授、湖北省语言学会会长卢卓群、武汉大学教授李芳洁、武汉大学副教授冯雪峰、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李崇兴、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光庆、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汪国胜、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萧国政、中南民族学院教授刘宝俊、湖北师范学院教授冯广艺、湖北教育学院教授邵则遂、湖北新闻出版局图书处处长史可荣、湖北教育出版社副总编陆才坚、湖北教育出版社文科编辑室主任徐耀明等。会议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副总编陆才坚主持。

  本书主编邢福义教授首先介绍了本书出版后在海内外造成的巨大反响。邢先生特别提到一件令他非常感动的事情。一位名叫徐捷源的旅居巴西、原籍印尼的华侨学者读到了这本《文化语言学》后,认为对他近年一直从事的巴西华人语言与文化问题的研究很有启发性,经多方打听得知邢先生的地址后,他从巴西写信给邢先生,畅谈读后的心得,并进一步请教关于文化语言学的问题。邢先生向大家出示了这封珍贵的来信,他说,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外界对本书的良好反应,这也是对我们今后工作的极大鞭策和鼓励。本书副主编周光庆教授随后向大家汇报了关于本书增订工作的一些情况。他说,本书出版后,不到一年即重印一次,不久再次脱销。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版社跟我们商量,能否对原书进行修改增订然后再版。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出版社对我们的要求,更是出版社代表社会、代表广大读者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不应推辞。在增订过程中,我们始终贯彻了两个思想:一是继续突出原书所体现的“湖北意识”、“武汉意识”,尽可能团结大多数湖北武汉地区的语言学者;二是要增加新的内容,在初版中我们构拟了一个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它是否行之有效需要通过事实来检验,于是,我们增加了一组运用这一理论作个案研究的文章,作为新的下编。

  在随后的发言中,专家们一致认为,《文化语言学》(增订本)是一部集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成果之大成的好书,它奠定了文化语言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学科地位,它的出版,是语言学界的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这本书体现了许多可贵的精神。一是团队精神。该书的编者有20余位之多,他们摒除了文人相轻的习气团结协作,努力体现“武汉意识”、“湖北意识”。二是务实精神。该书少有浮泛之论,偏颇之辞,不少章节抽出来就是一篇扎实而精彩的论文。三是执著精神。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文化语言学热闹了好一阵子,可是,90年代中后期就多少有些冷清了,在这样的时候,编者们又将《文化语言学》增订出版了,足以体现对学术事业负责的执著精神。大家把该书的特色归纳为三个“统一”。一是宏观把握与微观解剖的统一。二是共时描写与历时追溯的统一。三是兼容各家与自成体系的统一。从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来说,它最大的贡献,在于它较好地解决了文化语言学中的三个问题。一是廓清了文化语言学的性质。关于文化语言学的性质,可谓众说纷纭。该书认为:“文化语言学正是一种关系学科,它研究的是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定性是比较妥贴的。二是概括了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该书概括了三种方法,即“实地参与考察法”、“共层背景比较法”和“整合外因分析法”。这些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三是构建了文化语言学的基本框架。由“关系”性质所决定,该书建立了一个从语言看文化,从文化看语言的基本框架。这种框架是严密的、恰当的。大家特别提出,本书所增订的下编尤其值得称道。12个专题,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就语言与文化的“符号——管轨”关系作了微观解剖式的透彻分析,既是对上两编的深入,也是对某些棘手问题或习而不察问题的一个解答,可以说这是该书不同于其它文化语言学著作的一大特色。新增补的“1988—1998文化语言学的发展”一节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这一节可以说是一部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的简史,是其它同类著作所没有的,体现出编者占有材料的翔实、对问题的深刻见解和研究方法运用的纯熟。最后,大家指出,语言与文化相辅相成,关系至为密切,深入探讨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不仅对于认识语言及其运用的特点和规律是必要的,也有助于人们深刻、具体地了解语言在人类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这样的现实情形看,本书全面、系统地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开拓了语言学研究的新领域,它不仅是中国文化语言学最早的著作之一,也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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