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儒学史如何写?

  《中国儒学史》(近代卷),姜林祥著,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对这部43万字的煌煌大著,我们无心评判其中的诸多学术观点,也难以评判其中对某个人的儒学思想的论述是否公正、恰当,这在学术自由的今天,实在是个见仁见智的学术性问题。但我们想就几个问题进行一下讨论。

  首先,看一下近代卷关于近代儒学史的断代。近代儒学与近代史似乎有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如何给近代儒学史划分规定一个大致的范围,实在是儒学研究界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而近代卷却将此一问题直接抛给了近代史,以近代史的范围为近代儒学史的范围。在近代史的断代上,近代卷采取了史学界关于近代史从1840年到1949年的观点。近代儒学史按近代卷的编写意图,是说明儒学在近代110年中的发展变化,即传统儒学“由衰落、正统地位的丧失以及向近代转换”。(第1页。)由此问题也就出现了,20世纪以来所兴起的现代新儒学在近代卷中分裂成了两截,近代卷对现代新儒学仅仅论述了1949年前的情况,至于现代新儒学在此后的新发展就自然成了现代儒学史的任务,这就把二、三十年代兴起的现代新儒学横加肢解了。再者,按近代110年计算,此间的儒学的确经历了从传统儒学到现代新儒学的转变,传统儒学在相当程度上是与封建专制制度相联系的,传统封建帝国的衰亡也预示着传统儒学官方地位的终结。而中华民国的建立也意味着儒学在现代化大潮中脱胎换骨,此后的现代新儒学已与传统儒学有了相当的差异。将此两阶段的儒学硬纳入一个社会史的框架,是否完全合适?学术思想的变化是否完全依附于社会史,

  或者说,近代儒学史是否能够完全依附于近代史,实在是一个值得继续讨论的大题目。

  其次,编写体例上的混乱。近代儒学史应当如何编写?可以说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可取法的样本,但是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近代儒学史是讲近代儒学的发展、变化历程,而不是其他。如果失去了这一根本性的问题,那么儒学史也就不成其为儒学史了。而近代卷却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写近代著名学者、政治要人等对儒学的研究及态度,就令人匪夷所思了。谁都知道,儒学史绝不等同于儒学研究史,就如同先秦史绝不等同于先秦研究史一样。近代卷的第九章“国民党统治的官方哲学与儒学”、第十章“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学的批判继承”,分别论述了国民党、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学的态度。第十一章“近代著名学者的儒学研究”则分别论述了孙诒让、廖平、王国维、胡适、顾颉刚五人的儒学研究。其中孙、廖二人可在儒家阵营中找到他们自己的位置,而王、胡、顾三人已是现代学者了,他们的儒学研究似乎不在儒学史的范围之中。纵使近代儒学史涉及他们的儒学研究,那也是儒学外围的事了。

  由于近代中国所处的特殊的时代背景,使近代儒学也有了更为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西学伴随着列强的枪炮以浩大的声势东来,满清帝国在列强的枪炮打击下江河日下,传统儒学也如同它所依附的封建制度一样,不可避免地衰落了。近代儒学的衰落,固然有新的文化背景在作怪,但儒学长期封闭自足的理论系统失去活力,不足以应对新的挑战,却是儒学在近代衰落的内因。古老的“内圣外王”论和传统的华夷论,既不能促使清廷有所作为,也不能处理新的国际关系。为应对新的形势,近代儒学也似乎使出了吃奶的自变力气,在外部刺激下出现的今文变法论、中体西用论都有理论上先天不足的虚弱症。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儒学具有高度的伦理———政治一体化的特征,与封建统治有亲密不可分的关系,封建政治的衰落必然带来儒学的衰落。共同的衰落命运,使近代儒学的政治情结日益浓烈,以至于在近代政治与儒学难分彼此,交互影响。儒家今文经学派与晚清政治关系自不待言,就是以俞越、孙诒让、章太炎等为主的儒家古文经学派也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传统的程朱理学也因一系列的政治事件而具有了时代气息。这一切使近代儒学在回光返照前流派分呈,热闹非凡。也许是近代儒学面临新的时代课题,近代卷在对近代儒学的把握上,似乎以政治压倒了儒学,从各章节的标题上看,近代儒学几乎是政治事件的附庸,或者说是近代政治思想文化史取代了近代儒学史,从而忽略了对近代儒学自身学派流变的关注,忽视了对近代儒学自身发展规律的把握。正是由于没有充分注意儒学本身的规律,必然在近代政治巨变所影响下的儒家阵营中找不到孙诒让和廖平的位置,遂将两位近代儒学大师级的人物改变其身份特征,成了与王国维、胡适等为伍的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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