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书佛教“黄金纽带”的新篇章——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随笔录

　　日月不居，光阴流迁，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已经度过25个春秋。在这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各个领域之间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交流，为两国乃至亚洲、世界的历史增添了新的篇章，值得认真总结的方面和事情都是很多的。作为一个中日佛教的研究者，仅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方面作一些回顾和展望。

　　一、悠久深厚的情谊

　　佛教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信仰的主要宗教，是古代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

　　中国佛教虽源自印度，但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已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密切结合，形成北传汉语系的佛教和藏语系的佛教。中国汉语系佛教在公元４世纪传到朝鲜，六世纪中叶又传到日本。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经过飞鸟、奈良和平安时代的初传，逐渐在社会上层札下根来，并开始向民间渗透，到进入13世纪镰仓时代之后形成许多带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标志着佛教日本化过程的基本结束。在这些佛教宗派中，天台宗、真言宗是最早从中国直接传入并且已被朝廷贵族信奉的宗派，净土宗、真宗、日莲宗是日本僧人依据并发挥汉译佛经和中国佛教著述新成立的宗派，而从宋元传入的禅宗临济宗、曹洞宗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后也成为日本的佛教宗派。至于黄檗宗，明末清初才传到日本，本属中国临济宗的法系，现在已与临济宗、曹洞宗相并为日本禅宗的三个派别。日本这些佛教宗派所用的主要经典是汉译佛经和中国人的佛教著作；它们所奉的教祖、祖庭也可以追溯到中国。必须指出，它们不是简单地照搬中国佛教的一切，而是有不少发展，都拥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

　　在日本的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佛教起过极为重大的影响。在佛教传入的初期阶段，它被当作大陆先进文化的载体和文化的复合体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到过隋唐的留学僧和中国的赴日僧对传播中国文化，推进日本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室町（1336-1573）时期的五山禅僧对发展汉文学、传播宋学起了重大作用。佛教对日本的所有文化形态几乎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中日两国佛教徒具有共同的信仰，自古形成兄弟般的情谊，因而佛教交流不仅是宗教文化的交流，也是彼此心灵的沟通。历史上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人们，中国赴日高僧鉴真、道隆、正念、祖元、一宁、隐元……，日本的求法高僧最澄、空海、圆仁、圆珍、荣西、道元……，可以说是功高日月，炳彪千秋的，他们的事迹长期为人们传颂。

　　进入近现代以后，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实行侵略扩张政策，中日人民之间的正常的文化交流受到破坏。然而，埋藏在两国人民内心的深厚兄弟情谊是不可能被军刀斩断，被战火焚灭的。这就是为什么战争一结束，包括两国佛教徒在内的人民又迅速交往，恢复和发展友谊。

　　二、医治心灵创伤，再架友好桥梁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有3500万中国人伤亡，中国所遭受的物质损失无法统计，给中国民众造成的心灵创伤难以用言语表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此后新中国的成立，为亚洲和世界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敌视中国，与中国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在佛教界，日本传统佛教宗派的联合组织“全日本佛教会”长期以来附合日本政府的政策与中国佛教界不正式发生往来，而与台湾地区的佛教组织保持联系。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与以中国佛教协会代表的中国佛教界开展友好往来的主要是由一些宗派的友好人士组成的宗教、佛教的友好团体。正是日本佛教界这些友好人士和组织在开展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佛教徒的联合组织是成立于1953年6月的中国佛教协会。在此会正式成立的前一年，即1952年，在北京召开了亚洲与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中国佛教界知名爱国民主人士赵朴初居士代表中国佛教界托人转赠日本佛教界一尊药师佛像，立即在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中引起巨大反响。1953年初，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联名给中国佛教协会回信，对日本佛教界未能制止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华战争表示忏悔，并热切希望重新缔结两国佛教界友好关系。当年，日本的日中友好协会、工会组织和佛教友好团体共同组成“中国殉难烈士慰灵实行委员会”，由参议院议员、真宗大谷派的大谷莹润担任会长，本着“人道、和平、友好”的精神，发动佛教徒调查、发掘在战争期间被劫持到日本的中国被害劳工的遗骨，前后经过3年多时间分9批送归在日殉难的中国烈士3000人的骨灰，提交4万人的劳工名单。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真宗大谷派的菅原惠庆、日莲宗的西川景文等一直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活动。他们每次来到中国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后来周总理引用中国古话：“处处青山可埋骨”。此后这一活动便停止下来。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在这一过程中，广泛开展两国佛教徒友好的活动，促进日本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为以后进一步展开两国佛教文化交流打下了基础。

　　1955年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成立“日中佛教交流恳谈会”，动员和组织各宗信徒积极参加增进两国和平友好的活动。1961年在大谷莹润、法相宗大西良庆等长老的带动下通过该组织发起“日中不战之誓”的签名运动。当时大西长老已经年过八旬，仍上街征集日本民众签名，共有1500多人在签名册上签名。后来，大谷莹润和菅原惠庆、西川景文等人亲自到北京把这一反映日本人民心声的签名册呈送中国佛教协会。“日中佛教交流恳谈会”与京都的“日中佛教研究会”、冈山市的“日中佛教交流亲和会”共同创办《日中佛教》，介绍中国佛教现状，宣传两国和平友好。“日中佛教交流恳谈会”与中国佛教协会密切配合，60年代在两国佛教界和文化学术界前后开展纪念鉴真逝世1200周年、玄奘逝世1300周年的活动。这些活动对唤起日本各界民众认识两国文化和宗教之间存在密切的血缘关系，增进对新中国的了解，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1955年日本召开禁止原子弹、氢弹的世界会议，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居士应邀出席会议。此后在1957年又出席会议。赵朴初等中国代表通过出席会议的机会与日本佛教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赵朴初后来在回忆中充满感情地说，他在此结识了大谷、菅原、大西和道端良秀、小野冢润澄诸长老，“为了推动中日两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为了促进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这几位日本长老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赢得了中国佛教界和中国人民的尊敬与深深怀念。”

　　1957年应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日本佛教界经过协商组成“日本佛教访华亲善使节团”访问中国，由全日本佛教会会长、82岁高龄的曹洞宗管长高阶珑仙担任团长，由净土宗著名佛教学者冢本善隆和真宗大谷派的菅原惠庆任副团长，成员中有临济宗的山田无文、真言宗的中野义照、日莲宗的中浓教笃等人。在历时一个月的访问中，两国佛教徒共同举办祈愿“中日友好、世界和平”的法会。日本代表应邀登临天安门参加纪念中国建国8周年的庆典。菅原惠庆向毛泽东主席表示要为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为恢复日中邦交而继续奋斗。此后，在中外关系、国际政治上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日本国内政治形势也有变化。日本佛教界从事日中友好活动的人士、组织也有分化，但以大谷、大西、菅原、冢本、道端等人为代表的友好人士一直未改初衷，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为推进日中两国和平友好，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而积极开展活动。

　　1966年，以佛教界友好人士大谷莹润、西川景文、菅原惠庆、冢本善隆等为主导的“日中友好宗教恳话会”成立，宗旨是让日本民众加深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理解，在宗教界开展日中友好的活动。此后中国进入“文革”时期，佛教界处于极端不正常的组织停顿、瘫痪的状态。日本佛教界的友人在空前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开展两国友好，促进恢复两国邦交的活动。

　　在战后发展起来的日本新兴宗教中，以佛教系日莲正宗的在家信徒组织创价学会最有势力。创价学会成立于1930年，战争中曾遭受政府迫害，战后恢复活动，发展迅速，并积极参加议会选举，1960年池田大作担任会长，继续推进传教和政治活动，会员发展到800万人，到1970年拥有1000万会员。随着在两院议员的增加，1961年成立政治性团体“公明政治联盟”，1964年正式建立“公明党”，1965年公明党成为参议院中仅次于社会党的第三大党。指导创价学会和公明党的池田大作会长反对战争，拥护和平，对中国表示友好。在1968年9月，池田在创价学会第11次学生部总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实现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发展与中国的贸易的三大主张，并希望日本青年认识日中友好的重大意义。 日本松村谦三曾长期任参议院议员，在内阁中担任过厚生、文部、农林诸相，战后主张发展日中友好，曾五次访问中国，在为开辟“LT中日备忘录贸易”（以廖承志、高崎达之助名字英文拼音第一字命名）、实现日中两国新闻记者交换和文化交流过程中，与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和进行友好谈判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得知池田大作发表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主张之后，曾特地拜会池田，劝他访问中国，并表示希望与他一起访问中国。池田表示，他自己是宗教徒，创价学会是佛教团体，而恢复日中邦交是政治的事，表示可以让由他创立的公明党访问中国。

　　此后，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多次从松村谦三请教有关中国的种种情况之后，从1971年6月至1972年7月曾前后3次率团访问中国，每次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就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磋商。曾长期担任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负责人的孙平化对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前后过程有详细的了解。在其《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出版）＜劳碌奔波于东京、北京的朋友们＞当中记述在继1972年7月12日日本社会党访华之后，7月25日以竹入委员长为首的公明党代表团访问中国。“竹入受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委托，就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同周总理进行了长时间的细致磋商。周总理曾经三次会见并宴请竹入一行，深入而坦率地阐述了中国方面关于恢复中日邦交的设想和意见，并请竹入把中国方面草拟的中日联合声明草案带回。因此，有人称竹入为’日本的基辛格’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竹入出色地完成这一重大使命。他还把会见周总理商谈的记录也送交田中角荣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参考，后来报纸刊载称之为“竹入笔记”。

　　田中内阁在1992年7月成立，9月25日田中首相直达北京，29日与周总理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两国《联合声明》，宣告结束两国不正常的状态，实现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1978年8月双方又签署两国《和平友好条约》。从此开始了中日关系的新时期。

　　回顾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走过的漫长历程，除了有迅速变化的国际因素之外，中日两国有关人士和各阶层人民的积极努力发挥了重大作用。“吃水不忘打井人”是中国的美德。我们应感谢一切为实现这一历史伟业的日本各界的朋友，其中包括长期从事日中友好活动，促进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佛教界的大德、朋友。正如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在《中国韩国日本佛教友好交流会议预备会议上的讲话》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这些前辈们，大谷莹润、菅原惠庆、西川景文、椎尾辨框、大西良庆等诸位先生。这些人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为两国佛教界的友好，为两国人民的和平友好事业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他们从事的一系列日中友好活动，“对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签定两国和平友好条约起了重要作用”。

　　三、无愧于新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的第4年，使中国人民遭受极大苦难的“文革”结束，1978年底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全党全国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使中国迅速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特别在中国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随着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的发展，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也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这主要表现在两国佛教界各个层次的人士、学者互访频繁；日本佛教界成立众多对华友好的组织；日本各宗派经常组织广大信徒到中国参拜祖庭，参观佛教遗迹；中日佛教界联合举行纪念法会、佛教友好交流会，共同修复在中日佛教交流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寺院或建造纪念景观；互派留学生和研修学者；两国佛教学术交流日益昌盛，取得丰硕成果。现在仅举其中荦荦大端者，略作介绍。

　　（一）全面地频繁地交流，深切的真诚的心灵沟通

　　京都清水寺贯主大西良庆已年过百岁，多年来为促进日中友好付出巨大心血，长期以“日中友好是佛教徒的历史使命”为座右铭。在代表团乘车到达京都时，大西长老和各宗派管长、宗务总长等40多人前来迎接，场面极为热烈隆重。4月22日，代表团出席由日中友好佛教协会在真宗大谷派的京都妇女会馆主持的“中国劳工殉难者追悼法会”，冢本善隆对在日殉难的6380名中国劳工致悼词，日本友人表示由衷的忏悔，说今后绝不能允许这类悲剧重演，誓为牢固建立两国永久友好关系而奋斗。

　　菅原惠庆是属于真宗大谷派东京运行寺住持，多年从事日中友好活动，对中国净土宗发祥地之一，北魏昙鸾、唐代道绰、善导曾经居住弘法的祖庭——山西交城玄中寺怀有深厚亲切的感情，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从此寺带回枣子移种在自己寺院，枣树长大，遂称自寺为“枣寺”。他在欢迎中国代表团的讲话中，饱含对中国人民的深切感情回顾了从50年代以来从事日中友好活动的往事，说当初虽受到来自日本政界、宗教界的“白眼”和阻挠，但得到中国佛教协会方面的热情鼓励和支持，在1957年应邀访问中国时光荣地登上天安门参加庆祝晚会，荣幸地见到毛泽东主席，听到毛主席对日本佛教徒开展的日中友好，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运动表示赞许。中国代表团在访问各地，参拜日本各宗本山、名寺的过程中受到日本佛教僧俗信徒的热烈欢迎。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中国佛教正面临重建复兴的大好形势，有了更新更深入的了解。不少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和文化界的学者表示愿与中国人民、中国佛教界一道为建立日中两国之间的永久睦邻友好关系而共同努力。中国代表团回国以后，日中友好佛教协会理事长道端良秀在《中外日报》5月23日发表文章对中国佛教界代表团的这次访问给予崇高的评价，说：“这次访问将成为中日佛教史上一大事件永载史册，将成为把长期中断的日中佛教交流重新展开，再现昔日辉煌的良好开端。”并对中国宪法规定信仰自由表示赞赏，愿与中国佛教徒密切携手为反对战争，推进世界的永久和平而努力奋斗。

　　此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实行，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交流和合作的加强，中国佛教界代表到日本访问的次数和人数都有增加。1992年5月，中国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一行应邀访问日本，出席奈良药师寺“玄奘三藏院”匾额揭幕法会和在东京举行的“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简称“日宗恳”）成立25周年的纪念活动，受到日本佛教界热烈欢迎。日本方面出席“日宗恳”纪念活动的各界人士有100多人。赵朴初在会上发表讲话，热情赞扬和肯定日本宗教界人士多年来为开展中日两国友好，促进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所作出的努力和巨大贡献，在满含深情缅怀已故大谷、菅原等友人的同时，为日本宗教界从事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盛赞他们“继承和发扬老一代辈的崇高理想，正在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为日中友好事业继续更好地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当时的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官邸会见赵朴初会长。日本各大新闻对赵朴初为首的中国佛教界代表的访日活动作了连续报道。 1993年10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应日本佛教界邀请，第15次率团访问日本，参加纪念日中佛教友好交流暨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40周年的大会。日本全日本佛教会会长、天台宗座主山田惠谛亲自下比睿山到京都车站迎接赵朴初一行。赵朴初在大会上回顾了从1952年之后40年来两国佛教交流的往事，说：“通过双方的携手合作，我们紧紧扣住和平友好这一时代的主旋律，在增进了解、发展友谊、交流合作、维护和平等方面，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和平之歌，友谊之歌，佛法之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专程来自韩国的佛教界的朋友。赵朴初在讲话最后热情地表示：“中日韩三国的佛教文化是我们三国人民之间的黄金纽带，源远流长，值得我们珍惜、爱护和继续发展。祝愿韩国佛教昌隆兴盛，祝愿中日韩三国友谊万古长青。” 赵朴初这一三国佛教“黄金纽带”的提法和深入发展三国佛教友好交流的构想在日本、韩国佛教界引起极大反响，良好的回应。

　　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特别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日本佛教界访问中国的规模和人数远远超过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前。在来华访问的日本佛教团体中，或有由全日本佛教会组成的团体，或有一宗一派乃至一个寺院派出的代表使者，数量之多不胜枚举。据我们统计，仅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1978年8月至1979年8月的一年之内，来华访问的大型佛教代表团就有10余个。1987年，日本佛教界各层次的主要访华团达28个。

　　日本佛教各宗到中国访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参拜祖庭，探寻法源。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佛教各宗积极与中国佛教界携手修复某些重要佛教寺院，共建祖师像、纪念堂，联合举行纪念法会，为中日佛教传统友谊增添新的隹话。事例很多，这里仅举几个。后秦鸠摩罗什（344-413）所译佛经是中日两国佛教常用的经典，他在长安草堂寺译出的《法华经》是日本天台宗、日莲宗所奉的基本经典。1978年以来日本日莲宗多次组团访问草堂寺，并发动教徒募捐，与中方密切合作修复草堂寺，雕造鸠摩罗什像，建造鸠摩罗什法师纪念堂，联合举行落成法会。唐代密宗高僧惠果（?-805）在长安青龙寺传法，公元804年日僧空海（774-835）入唐跟惠果学密宗诸法，回国创立日本真言宗。此外，日本天台宗的圆仁、圆珍、圆载、真言宗圆行等人也曾入青龙寺学法。1979年空海故乡香川等县为缅怀教祖，增进两国友好交流，倡议在青龙寺遗址与中国佛教界共建空海纪念碑，1981年日本真言宗各派又联合倡议共建惠果空海纪念堂。在1982年和1884年两项建筑先后峻工，为中日佛教徒敬仰的唐代密宗的重要祖庭增加了新的景观。1987年日本真言宗各派又在纪念堂上建立刻有空海当年悼念惠果的祭文，表达对祖德的无限崇敬的真情。唐代善导（613-681）弘传净土宗，所著《观无量寿经疏》等是日本净土宗所依据的重要经典。善导死后，弟子怀恽（640-701）在其墓塔旁边建造香积寺，是唐代著名寺院之一。此寺历经沧桑，颓废已久。1975年日本佛教界通过日中友好佛教协会向中国佛教协会提出与中国协力修复香积寺，此后经多次协商，终于使工程顺利实施，将善导塔和旧有殿堂整修加固，又新建大雄宝殿，1980年日本净土宗组成140多人的代表团来华与中国佛教界在此共同举行纪念善导逝世1300周年法会。日本净土宗创始人法然（1133-1212），对善导崇敬有加，曾在梦中看见善导。后有绘制此种情景的“二祖对面图”传世。1982年，日本净土宗为纪念法然诞辰850周年，特赠香积寺一幅善导、法然二祖对面图，两国佛教界再次在香积寺举行法会。明末清初，福建福清县黄檗山万福寺的临济宗僧隐元（1592-1673）应请赴日，对振兴日本久已沉寂的禅风，传播明清文化发挥重大作用，所创以京都南边宇治为中心的黄檗宗是日本禅宗三大流派之一。从1979年以后，日本黄檗宗多次组团参拜祖庭，在此建立隐元东渡纪念碑，与中国僧人共同举办法会。1992年日本举行了盛大的隐元诞辰40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宇治黄檗寺和各大城市举办黄檗文物展等，受到日本人民的普遍关注。1994年4月，日本黄檗宗第六次访华团将一尊隐元刻像专程赠送到福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供养。此外，近年来日本佛教界与中国佛教名胜寺院中与日本佛教关系密切的天台山、五台山、普陀山以及广东南华寺、浙江天童寺、山西玄中寺等，也有频繁的交往。

　　日本创价学会从1974年到1992年由池田大作名誉会长和其他领导人率领的代表团前后8次访问中国，会见过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中国最高领导人，与中国文化界、教育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曾向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高等院校赠送图书。池田大作写的《周恩来总理和樱》、《六亿人民的’火车头’邓小平》，用饱含深厚情意的笔触生动地描述了他在1974年中国尚未摆脱“文革”困境时会见周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的情景，直至今日读来令人深为感动。

　　日本佛教信徒除了通过各个宗派组织的团体访问中国之外，还通过两国的各种旅行社等渠道访华。日本《中外日报》社是报道日本宗教界特别是佛教界宗教活动和文化动态的重要新闻机构，出于对中国友好的情谊，从1997年以后该社每年主办或担当后援组织日本佛教徒到中国游览佛教名胜古迹，参拜祖庭，已达47次，人数达873人。

　　可以说，像中日佛教之间存在的这种亲近的血缘关系和彼此心灵沟通的交流，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二）毋忘历史，世代友好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主题仍是不断增进中日人民之间传统的友谊，促成中日两国实现世世代代的睦邻友好关系。

　　1995年8月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中国宗教界发表和平文告，表达与世界人民一道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强意志。中国佛教界举行祈祷和平法会和座谈会，结合佛教教义，表达希望国家安定团结，繁荣富强，世界兵戈永息，持久和平的良好心愿。10月，中国佛教协会邀请以“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会长大谷武为团长的“日本佛教朋友访华团”，在北京举行“二十一世纪中日佛教友好交流展望座谈会”。会议基本宗旨是“纪念先德，毋忘历史，世代友好”。日本代表团长大谷武是当年积极从事日中友好的大谷莹润先生之子，团员菅原钧是菅原惠庆之子，大西真兴是大西良庆之子，笠原良子是道端良秀之女等。中日佛教界有着两代之交的朋友的聚会，洋溢着发自肺腑的深厚情谊，双方在回顾了以往两国佛教界友人为促进两国人民彼此理解和建立友谊，为恢复两国邦交所经历的艰难历程之后，共同表示今后为实现两国世代和平友好将继续奋斗下去。赵朴初在回顾当年日本朋友专程送来“日中不战之誓名簿”之后，意味深长地说：“今天，在这个庄严的聚会上，我把当年这一册由我亲手接受下来的签名簿，用纪念照片的形式’交还’给各位贵宾，也就正是想和各位，和日本佛教界所有朋友共同来思考，为什么先德们一定要立下’日中不战之誓’？我们怎样才能确保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呢？我想，纪念先德，勿忘历史，就是我们这次聚会的特殊意义所在，也是我们今后长期友好下去的重要保证。”

　　日本朋友回国后，向日本佛教界介绍了这次会议情况。为了进一步开展日中友好活动，实现21世纪两国关系和平友好的光明前景，他们多次率团来中国参观当年日军在南京制造大屠杀的现场、发动“七七”事变的芦沟桥等地参观，引导更多的日本民众了解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真相，记取历史教训，促进两国友好。1996年11月，以菅原钧为团长的日本真宗大谷派宗议员“不战学习访华团”到中国参观，就是为了通过到日军侵华的现场参观学习，以达到“正视历史，不忘历史教训”，实现“日中永不再战，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切地会见他们，对他们的行动表示赞赏。

　　日本《中外日报》社社长本间昭之助对中国友好，曾多次对当年日本侵略亚洲和中国表示谴责。1993年10月曾率记者到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和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现场调查采访，回国后在《中外日报》发表报道文章，以便让日本佛教信徒和各界民众正确了解日本当年侵华真相，总结经验，推进两国友好事业。1996年3月21日，经中国佛教协会倡议，由中国佛教协会和日本《中外日报》社共同组织，在北京隆重举行中日两国佛教界“祈祷中日友好、世界和平法会”，有中国僧30人，日本真言宗、净土宗、修验道等派别的僧人20人参加，还有两国在家信徒200多人出席。会议宗旨可用赵朴初所写的赠送给日本朋友的条幅上的字表示：“纪念先德，毋忘历史，世代友好。”在主持法会的中国传印法师发表的文疏中，日本的修验道管长宫家道玄、净土宗西山禅林寺派宗务总长五十岚隆明发表的“表白文”中，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绍良和《中外日报》藤井义英部长代表本间昭之助社长发表的讲话中，都庄严申明两国佛教徒应当不忘历史，誓不再战，为实现中日世代友好，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而携手精进。

　　（三）让“黄金纽带”更加辉煌

　　中国在古代是北传佛教的中心。中国汉语系佛教在公元4世纪后期传到朝鲜，然后在6世纪中叶传到日本。长期以来，佛教是中、朝、日三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1993年以赵朴初为团长的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出访日本参加日本佛教界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韩国佛教界也特地派代表出席会议。赵朴初讲话中提出：中韩日三国佛教界的友好交流自古到今已形成一条“黄金纽带”。这一形象的比喻，立即得到韩国和日本朋友的赞同和共鸣。他们提议召开三国佛教首脑会议，以进一步推进三国发展友好关系。经过三国佛教界代表的协商和筹备，“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1995年5月22日于北京召开。来自三国的代表105人出席会议，并有韩国、日本的朋友500余人列席会议。

　　会议以“友好·合作·和平”为主题，旨在构建三国佛教的友好关系，积极推动三国人民的友好交流，维护东亚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国务院总理李鹏在贺电中希望会议为进一步加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发展三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进而为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做出积极贡献。

　　赵朴初会长先后为会议致开幕词和闭幕词，说三国佛教徒和三国人民自古以来有着悠久、深厚的亲缘关系。三国山水相连，文化习俗同源，宗教信仰也一脉相承。许多纽带把三国密切联结在一起，“在所有这些纽带中，有一条源远流长，至今还闪闪发光的纽带，那就是我们共同信仰的佛教。我曾送给它一个名字：黄金纽带。这条纽带史自有来。回溯历史，佛教在中韩日三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媒介的作用。可以说，佛教上的合作与交流是中韩日三国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他联系当前的世界局势，希望三国佛教徒要继承和发扬自古以来三国友好合作的传统，让这条黄金纽带“联结更多的国家和民族，为亚洲的繁荣与稳定，为人类的和平与幸福披精进铠，作大功德”。三国佛教界代表在致词和发言中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愿意为通过佛教交流加深三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推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做出的贡献。会议通过《北京宣言》，对三国佛教友好交流对推动三国友好合作和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意义予以充分肯定，还说：“会议回顾了众所周知的在半个世纪前发生的那场战争给中国、韩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会议吁请三国佛教徒提高警觉，维护公理，伸张正义，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会议期间，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会见三国代表。会议结束之后，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三国佛教界人士。他们对这次会议的召开和取得的成就表示热烈祝贺，认为会议以“友好·合作·和平”为主题体现了中韩日三国佛教界人士和人民要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相信此会将对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起到积极作用。

　　按照会议宣言，1996年9月在韩国汉城圆满召开了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第二次大会。今年10月将在日本举行第三次大会。

　　从中日两国佛教友好交流扩展到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开始了东亚佛教文化交流的新时期。可以期待，佛教“黄金纽带”将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时代，在世界日益走上多极化的新的国际形势下，为增进各国佛教徒和人民之间的心灵沟通和理解，为推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事业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四）佛教学术交流，方兴未艾

　　中日两国自古在佛教学术方面就有悠久的友好交流的传统。进入近现代之后，日本运用西方近代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学科的观点方法研究佛教的成就，曾给予中国佛教研究者以很大的启示和影响。日本侵华战争使正常的文化学术交流一度中断，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两国的学术交流只在民间的极小的范围内进行。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特别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日两国之间文化教育和佛教的友好交流事业的全面发展，佛教学术领域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并且呈方兴未艾之势。

　　从1981年开始，经与日本佛教界大学的协商，中国佛教界向日本佛教系大学派遣留学生。此后中国佛教界和学术界派往日本从事佛教学科学习和研究的人员不断增多。日本不少佛教界主办的大学与中国一些大学结成姐妹学校，加强学术互访活动。日本的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佛教研究学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各地的社会科学院、大学，经常进行学术交流活动，也组织共同的研究调查活动，对两国佛教研究的发展有不少推进作用。中国佛教协会在日本举办的北京房山石经拓片展览、五台山的唐宋元明四代彩色佛像展览等，都取得很大的成功，在日本佛教界和文化界产生良好的反响。10多年来，中日佛教研究学者定期举行的两个佛教学术会议——“中日佛教学术会议”、“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是两国佛教学术中的大事。

　　1995年11月日本《中外日报》社作为纪念创刊9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联合在京都成功举办“中日佛教学术会议”，此后每两年轮流在两国召开会议一次，迄今已举办会议6次。双方选派著名佛教学者出席会议，已就中日古代佛教文化交流、中日佛教特色、佛教与两国民族文化、宋元佛教、鸠摩罗什与中日两国佛教、佛教与儒、道二教的关系等中心议题进行研讨，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双方论文用两国文字分别在《世界宗教研究》和《中外日报》上发表。前两次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中日佛教研究》出版，六次会议的论文集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今年出版。

　　“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是由中国佛教协会所属的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与日本净土宗系的大学佛教大学共同举办的学术会议。从1996年9月召开第一次会议以来也已经举办过6次，双方就中日佛教交流史、中国的佛教研究、中日两国两国的净土宗研究、中国佛教传统与创造、东亚佛教交流、中外佛教交流等中心题目进行探讨，发表学术论文。每次会议有两国佛教界著名法师、居士、教授学者出席。论文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学术刊物《佛学研究》上发表。1996年在北京举行的第6次佛教学术交流会议上有韩国学者参加并发表论文。今后这个会议将扩展为中韩日三国佛教学术交流会议。

　　这两个学术会议受到两国佛教界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支持，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对加强两国的佛教学术交流，促进两国佛教研究水平的提高，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都发挥了积极有力的影响。

　　四、向着中日两国世代友好的目标，迈向21世纪

　　25年前中日两国政府签订的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和1978年签订的两国《和平友好条约》，在两国关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为开展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深入的交流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联合声明》载：“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两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和平友好条约》载：“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如前所述，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两国佛教友好交流活动是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在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佛教友好交流得到空前的全面深入的发展。本着“吃水不忘打井人”的精神，中国佛教界人士、文化界学者在继续保持和加深与日本佛教界老朋友的友谊关系之外，25年来不断扩大与日本佛教界、文化界各个阶层的组织和人士的友好接触，结识了众多新朋友。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在各个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在这世纪之交，展望未来，联接中日两国友好交流的佛教“黄金纽带”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两国文化交流史上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随想所至，提出一些设想和预测，相信今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将会为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加强合作，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

　　（一）中国佛教协会是中国各民族佛教徒联合的爱国团体和教务组织，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联系和组织中国佛教徒发展同各国佛教界、国际佛教友好组织、国际和平组织的交往和合作，促进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最高机构。全日本佛教会是日本各个佛教宗派的联合组织，对内促进佛教各宗的联络和协作，对外通过参加国际佛教文化交流活动维护世界和平，并作为“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日本中心参加它的活动。日本各个宗派都有自己严密的组织系统，可以根据自己的计划独立开展国际交往和活动。相信中国佛教协会在“纪念先德，毋忘历史，世代友好”的精神指导下，将通过日本的“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日中友好佛教协会”和各个宗派的“日中友好佛教协会”以及“日中韩国际佛教交流协议会”等友好组织继续发展两国友好交流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发展与全日本佛教会的联系和合作，在国际性佛教会议和其它领域加强互相接触和合作，并与日本各个宗派深入开展佛教文化交流，不断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推进进步事业作出贡献。可以预料，通过这种相互间的交流，将为中国佛教界适应当代社会加强自身建设，发展培养现代僧才的教育，加强佛教学术研究等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和经验。同样，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对日本佛教各宗从五六十年代以来开展的旨在加强信徒对教义的理解，增进寺院与信众的联系，密切各宗与社会的关系等的各种宗门振兴“运动”，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例如组织信徒到中国参拜祖庭，缅怀祖德，追寻法源，对于增强信众的信仰和责任心就有重要意义。中国和日本的广大人民和佛教徒在世界日益走上多极化的时代，为了维护自己国家民族利益和亚洲、世界的和平稳定，将会更加自觉地携手加强友好交流，密切彼此间的合作。虽然今后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两国世代睦邻友好的精神已经深入广大人民的内心，健康的总趋势不会有大的变化，前途是光明的。

　　 （二）今后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范围将更加广阔，内涵将更加充实，措施更加具体，成果将更加丰富。中韩日三国友好交流会议通过的《北京宣言》提出在互派师资，交换教材，培养人才；加强文化学术交流，合作编撰佛教文化著作，互办佛教文化展览；相互参访，朝拜祖庭；增进与世界各国佛教徒的交流，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等方面进行合作，责成三国的联络委员会通过协商提出切实可行的年度交流合作项目和计划。相信遵照这一宣言的精神，中日两国佛教界之间的友好交流和合作事业，必将开创新的局面。
　　
　　（三）在与日本佛教界、文化界的佛教文化交流中，除了以中国佛教协会为代表的佛教界组织和人士外，还有在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大学任职的从事人文科学、佛教研究的学者。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在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学术界与佛教界在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认识上，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上，对佛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上，对中国佛教协会在佛教界肩负的重要责任和作用，对佛教界为加强自身建设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方法措施，对佛教界主持举办的文化教育事业，对佛教界在国际和平友好事业中所发挥的独特的重大作用等等，有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已经并且将继续在很多方面进行密切合作。可以预料，在今后的与日本开展的佛教文化学术友好交流和合作的事业中，中国学术界与佛教界将进一步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共同为推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增进彼此的友谊，实现两国世代睦邻友好的过程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在遥望东瀛，展望未来的中日两国关系之际，蕴藏在深心的最良好的祝愿就是：包括佛教在内的中日文化交流日益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日俱增，两国世世代代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