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何许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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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挚友胡适先生说:“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他的学生金耀基先生说:“他自十四岁做小学徒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工作,一生做了别人三辈子的事”;他曾经的部下胡愈之先生说:“他既没有学问,而且政治上也是一个很坏的人”;也是他曾经的部下茅盾先生说:“他是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我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的时候,就格外关注他的名字。但直到前不久,我仍然在文章中表达着内心的困惑:“为什么一提到他的名字,人们就争论不休;一抛弃他的名字,历史就发生断裂呢?”

    现在好了,有了九州出版社《王云五全集》二十卷,总算清晰了我心中许多谜团。我认为,在变幻无常的政治风云中,虽然人们对王云五先生的评价有霄壤之别;但在人本的意义上,我坚称:他是一位文化奇人、学界通人、事业巨人、政治达人和出版伟人!

    文化奇人

    王先生说,许多年来他填写“个人简历”,在文化程度栏目中,只填写两个字:识字。确实,他没有学历,只读过几年小学,连私塾都没有读完。原因是他小时候先天不足,体弱多病,算命先生说他活不过十四岁。母亲把他当作病人,他怕受人欺负,畏见生人。后来母亲觅得一个偏方,用田鸡蒸饭,他吃了一段时间,身体才好转。再者因为他大哥读书好,考上秀才,十八岁却早逝。父母以为风水不好,王家不该出读书人,只让他识字、读一点外语夜校,满足将来经商所需就可以了。

    但王先生天资极好,早年他学东西进步飞快,十六岁进上海同文馆学英文,十七岁就兼职做低年级的辅导老师了。十九岁他被聘去做中国新公学老师,他的同事是宋耀如先生;他的学生中有十七岁的胡适和二十一岁的朱经农。

    由于没有学堂可进,图书馆成为王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去处。他进的第一座图书馆是同文馆创办人布茂林的私人藏书室,布茂林是英国人,他有近千册英文藏书,大多是西方名著,有亚当·斯密《国富论》、斯宾塞《社会学原理》、孟德斯鸠《法意》、休谟《人类理解》和卢梭《社约论》等。在布茂林先生的指导下,王先生开始了他一生的自学追求。此后几年,王先生通过分期付款,买下一套英文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一条条读下去,边学英文,边学知识。这些事情都对他知识的掌握、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的养成,起到重要作用。胡适先生曾经称赞他是“有脚的百科全书”,知道事情最多,都与他博学强记,以及早年独具个性的学习生活不无关系。后来人们请王先生介绍学习方法,他写过《中国古今治学方法》、《论学》等著作,其中讲自己六十余年来,“宁可一日不吃饭,不肯一日不读书”,还有读书的五个问题、十四种方法等等,处处妙笔生花、启迪心智。

    我总结他的神奇之处,可以用“一强四快”概括。一强是强记,四快是读得快、记得快、译得快、写得快。强记是基础,读他的《新名词溯源》,四千字的文章,满篇列举新词出处,信手所为,实在厉害。比如说:“浪人见柳宗元《李赤传》,文部见《旧唐书·百官志》,意识见《北齐书·宋游道传》,实体见《中庸·章句》,同志见《后汉书·班超传》……”就这样一直写下去。那时没有电脑检索,全凭记忆与查找,没有强记的天资和阅读功底,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其余四快,各讲一个故事为例。

    读得快:王先生《美国国会图书馆读书记》中写道,他于一九二零年五月二日至十三日,曾在美国国立图书馆读书十一日,每天读到晚十点闭馆,涉猎科学管理类图书九百种,做笔记数十万言。回国后他让东方图书馆按照他的记录收购,几乎购全,后来却在“一·二八”之役日本人的炮火下化为灰烬。

    记得快:王先生早年靠研读《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自学成才,所以一生做出版,最希望编辑各类工具书。编辞书是一个辛苦活儿,需要记大量卡片,王先生做事原本就是一位亲力亲为的人,比如他上世纪三十年代编《中山大词典》时,自己用七八年时间,做了八百余万张卡片。另有记载,直到一九七九年,香港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在《大公报》上披露,当年王云五先生离开香港去台湾前,曾在该处存放词汇卡片数十万张,拟编纂《中华百科全书》用。

    译得快、写得快:王先生写作,落笔飞快。在《王云五全集》中,多处记载他的著译速度。例如,他五十岁时,翻译《在铁幕之后》,平均每天译五千字。他一九六三年辞去政务后,开始著书立说,到一九七零年止,至少完成了一千万言的著作。他说“每日写作不下四千言”。他说这样工作,并不是用力量,而是用耐性去完成的。此后因心脏病影响,他才放缓了自己的写作计划。

    学界通人

    称一位大学问家为通人,要看他成名成家、盖棺定论时,有几个“家”可以得到公认。就学界而言,王云五先生许多领域内都称得上优秀的专家。

    其一是出版,这里说的不单是商业问题,也不单是企业经营问题,而是王先生把出版做成了学问。比如他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云五检字架、图书影印法等等,都是极好的范例。进一步,它对与出版密切相关一些学科,诸如图书馆学、版本学、目录学、百科全书理论等,都有深入研究。其功力之深,涉猎之广,都是今天许多出版人无法做到的。比如一九三七年,他为出版“中国文化史研究丛书”,曾经著文《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论说文化与文化史、中国文化史料之丰富、中国文化史料之缺点、外国学者编著之中国文化史、外国学者编著之世界文化史和编纂中国文化史应用如何方法。其中列出欧、美、日学者论说中国文化史著作二百三十四部,还详细介绍了法国“人类演进史丛书”五十巨册,以及英国“文化史丛书”拟编二百余种的计划、分类和书目。最后列出拟编“中国文化史丛书”八十种目录。这套书出版后影响巨大,无需多言,只是王先生为这套书的启动所做的功课,实在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还有他为出版“丛书集成”、“万有文库”、《中山大词典》和“国学基本丛书”等所做的研究文章,都大有可以圈点之处。

    其二是翻译,王先生英语好,我注意到他一生中三次比较集中的翻译活动。第一次是他十七岁时,就为上海南方日报翻译文章。第一篇是雨果《可怜的人》节译本,数千字在报上连载。此后以隔日千字为度,翻译有关世界珍闻,继续了二三年之久,署名曰出岫或岫庐。第二次是一九二零年,王先生为公民书局主译“岫庐公民丛书”,分国际、社会、政治、哲学、科学、经济和教育七类,他首译罗素《社会改造原理》,后来每月出版两种,先后出版二十余种。第三次是一九四九年他来到台湾之初,创办华国出版社,以译书为主,他自己也参加翻译了许多书,如《工业心理学》、《波兰怎样变成苏联卫星国》、《现代武器与自由人》、《俄国人眼中的俄国》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等,署名曰龙倦飞,取意于“龙从云”,以及“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其三是著述,王先生一生忙碌,他学术著述的高峰期,发生在一九六三年他退出政坛之后。那时他已经年近八十,他在不到七年的时间里,写了一千多万字的著作,涉及论政、论学、论管理、论世局、论教育、论国是、论经济、论为人等,还有回忆录。其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七卷和《中国教学思想史》六卷,他原本还要续写《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和《中国哲学思想史》,由于年龄问题,壮志未酬。

    这些大著有两点引起我的思考。一是写法,王先生采取纵横交错的方法,先是以人为纲,罗列出历朝历代的思想家,摘录他们的言论,并加以点评;然后再以事为纲,将那些思想归类解说。王先生著述始终坚持“述而不作”古训,大量摘抄古人言论,足见他博学强记。但如此写法,与时下既定的学术专著格式大相径庭,我甚至想到,会有人质疑其是否为学术著作。二是选取人物,王先生选取的古代人物与通常学说大同小异,但他选取的民国政治思想家只有五位: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和张嘉森;他选取的革新时代的教学思想家也是五位:张之洞、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和胡适。如此框定与论说,就很值得我们阅读与思考了。

    其四是企业管理,王先生有“中国现代企业管理之父”的称号,原因是他最早将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引入中国。那是在一九二九年,王先生刚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职务上卸任。翌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先生突然病逝,张元济先生等人力主,请王先生回来出任总经理。开始王先生再四推辞,后来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取消现行的总务处合议制,改为总经理独任制;二是接任后立即出国考察半年,回国后实行负责。没想到商务印书馆接受了这苛刻的条件,王先生在半年的时间里,访问了日、美、英、德、法、比、荷、瑞、意九国,参观了近百家企业工厂,咨询管理专家六十余人,阅读相关管理期刊无数。回国后向董事会提交《科学管理方法》计划,率先在商务印书馆推行。其间虽然遇到困难,但王先生此举,已经奠定了他开创中国企业科学管理的先发地位。其代表作为《论管理》与《论经济》两部著作。

    其五是教育,王先生在《岫庐八十自述》后语中说,他一生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前已叙及,王先生早年即从事教育工作。到台湾之后,直到晚年,他在从政之余,还兼职在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典籍研究、现代公务管理和中国行政问题研究等课程。曾指导硕士、博士论文三十余篇。台湾最早的五位法学博士周道济、雷飞龙等,都是他的学生;还有金耀基先生也是他的博士生,论文题目是《中国民本思想之史的发展》。又由于王先生最早倡导中国设立博士学位,所以有“中国博士之父”的称号。

    说到博士学位,王先生八十二岁时,被韩国建国大学颁赠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他风趣地说:“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张文凭。韩国学校提前来信要尺寸,为我订制博士服。我很惭愧地告诉他们,身高只有一百五十公分。他们做的袍子顶合身,帽子太小,他们没想到这个矮个子的人,有这么大的头。”去韩国领取证书时,韩方同意资助他带一位秘书陪同。他不肯,坚持只身前往。他安全归来后,还与夫人开玩笑说:“古语说,七十岁以上的人出远门要带着棺材,我不是好好地回来了么?”

    事业巨人

    王先生一生,一直在商政学之间游走。说到商业,人们一定会说到出版,一定会说到商务印书馆。这不奇怪,他十八岁正式就业,到九十岁工作七十余年,有四十余年都花费在出版上,而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百年出版史上,商务印书馆是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抗日战争之前曾为世界三大出版机构之一(徐有守语)。王先生自一九二二年由胡适先生举荐,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一九三零年至一九四六年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一九六四年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直至终年。

    王先生回顾往事,多次提到他曾经四度带领商务印书馆走出危机,实现复兴。第一次危机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日军攻击上海,重点攻击商务印书馆总馆、总印刷厂、编译所、东方图书馆,至全毁于火。时任总经理的王先生没有倒下。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他又一念,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构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商务印书馆终于宣告复业。他们悬挂着王先生拟定的巨幅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张元济先生致信写道:“去年公司遭此大难,尚能有此成绩,皆属办事人之努力,极当佩慰,特代表股东向办事人致谢。”张先生还有言曰,高梦旦先生当年引云五先生入商务印书馆,卒成为商务书馆的救星。

    第二次危机是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沦陷区逐渐扩大,多数分馆先后陷敌,财产损失惨重。第三次危机是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袭击香港,使抗战四年间商务印书馆印刷重心之香港印刷厂陷敌,财产损失奇重。在此期间,王先生为之殚精竭虑,一次次拯救商务印书馆于水火之中。比如第三次危机后,王先生从香港来到重庆,当时商务印书馆重庆分馆存款只有十三万法币;到五年后抗战胜利,现款已经达到四五亿法币,成就巨大。所以当王先生提出辞职时,张元济先生写信挽留道:“罗斯福岂恋恋于白宫,其所以再三连任者,亦为维持大局,贯彻已之计划也。”

    第四次危机是一九六四年王先生辞政后,不顾七十六岁高龄,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在他的主持下,一年后就使营业额增长了四倍,盈余增长了二十多倍,一年出书近三千种,而此前十六年间,台湾商务印书馆总共出书才七百余种。

    就企业经营而言,王先生确实是一位奇才。另外他到台湾后,很看重基金会之类的社会活动,做了许多有影响的事情。略举几例:其一,一九六零年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投资一千万成立文化基金会,王先生任董事长,第一届特殊贡献奖授予吴建雄博士。其二,一九六四年台湾为举行“国父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成立“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王先生任委员会主席,筹集资金,旨在建立文化教育基金,兴建国父纪念馆,出版学术著作等。最终获得捐款近八千万新台币,前三名为台湾水泥厂、新竹玻璃厂和军队。该基金会第一届“学术著作”奖有《三民主义新解》、《国父孙中山先生传》、《从容共到清共》、《中国谚语论》等。其三,一九六七年成立“云五奖学基金会”。其四,一九七一年任“孙哲生学术基金会”董事长。其五,一九七二年成立“云五图书馆基金会”。

    政治达人

    王先生早年论事,就显示出政治热情。八岁时哥哥教他古文“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他便想到表兄陆皓东跟着孙中山闹革命被清政府所杀,表示愤愤不平。所以那时哥哥就提示父亲:“弟弟读书不差,只是要防他走错路。”他二十四岁(一九一一年)时,在旅沪香山同乡会欢迎迎宴会上,认识了孙中山,孙当即请他去南京任总统府秘书。那一年他加入了国民党。但一九二七年国民党重新登记时,他称“今吾党功成,我不妨引退”,决计放弃登记。原因是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王先生像胡适、张元济、邹韬奋等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力求保持无党派人士身份,旨在坚持独立人格,同时避免为各方政治势力裹挟。后来王云五先生就职商务印书馆,该馆一直坚持“在商言商,政治中立”的原则。那时王先生对于人格独立性或曰自由主义的追求,是与商务印书馆办馆主旨基本一致的。

    不过从抗战时期开始,王云五先生即以社会贤达的身份,频繁参加政治活动。他参加了历次国民参政会,以及后来的政治协商会、制宪国民大会、行宪国民大会等。直到抗战结束,王先生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务,正式加入南京民国政府。先任经济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行宪以后,任首任财政部长。到台湾后,出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考试院副院长,然后再度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一九六三年因年龄原因请辞,获准后任总统府资政。除此而外,他还曾出任台湾故宫博物院共同理事会理事长、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等职。

    王先生在总结自己一生时说:“公务、政务殆如客串。”面上很看轻自己从政的人生经历,其实不然。他政治上成就是很辉煌的,尤其是到台湾之后,没有了政治中立的回旋余地,他为台湾的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事业建设等,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比如一九六六年台湾开展的文化复兴运动,确定每年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同时为中华文化复兴节,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蒋介石为会长,王云五等人为副会长。其主旨在伦理、民主与科学三要项。开宗明义,陆续推出“青年生活规范”、“国民礼仪范例”等。此时大陆文革初起,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如今回头来看,那一代台湾青年耳濡目染,举手投足都可以见到那个时代的文化痕迹。

    往事如烟。金耀基先生评价,他如果不是无党派人物,可能会做更大职务。王先生八十岁时,蒋还亲自到他家中祝寿,送上牌匾“弘文益寿”。周恩来曾经与张元济先生开玩笑说:“商务印书馆出了三位总理级的人物,有郑孝胥、王云五和陈云。” 

    另外,王先生是文人从政,参与之间,总保留着一些知识分子的独立与冷静。尤其是他勤于笔耕,逢事必记,许多政治事件都要记录。比如他参加了历次参政、制宪、行宪会议,将会议中讨论纪实、媒体报道、花边新闻、重要发言、投票结果等,都记了下来。像一九四六年国民大会,在选举主席团成员时,有效票一千三百九十九张,得票数最高的蒋介石一千三百七十一票,少了二十多张;当选的吴贻芳、陈诚和陈立夫,当即请求辞职;大会递补邵力子等人做主席团成员,邵先生拒不接受。热闹啊,许多细节实录,几乎让我联想到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出版伟人

    关于王先生出版,人们谈论得最多。此番读《王云五全集》,我觉得有三个要素,构成了他成为出版伟人的基本骨架。即读得多,藏得多,编得多。

    先说读得多。一九六九年,台湾中央日报记者采访时年八十二岁的王先生,他对记者说:“我可以不客气地说,没有人读的书比我多。”他将自己的读书分为两个阶段,少年时凭兴趣,没有方法;后来有了方法,学会记卡片,读的书就更精更专了。比如王先生从二十几岁读英文原版三十五巨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起步,“用三年时间,将这样一部大书读透了七八成”,连胡适都赞扬他实在厉害。但王先生自己却感到惭愧,认为“如果用来专攻一科,收获将会更大”。不过这样的早年阅读,却为王先生后面的人生带来意外收获。他事实性地为自己创造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自学方法,使他虽未成为专家,却走向杂家、博学家与出版家的道路。

    再者,人们说王先生一生最大贡献是“四百万”,即:“四”是指四角号码检字法;“百”是指百科全书建设;“万”是指“万有文库”。这些事情,无一不来自于他的阅读体验。像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以及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方法的研究,正是他苦于读书太多,翻检困难,才专心研究图书检索方法的结果。还有王先生立志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更是早年阅读留下的伏笔。他从一九二零年代筹备出版《中国百科全书》,初拟一亿字,数年间已经完成五六千万言,不幸毁于“一·二八”之役。此后拟编《中山大辞典》,收字六万(《康熙字典》是四万余,《集韵》是五万三千余),收辞语六十万余(当时的《辞源》正续编仅收约六万)。最终先行出版《一字长编》也不下一百万言。另外,王先生自己也要编辞书,他从一九三零年编纂《王云五大辞典》,接着有《王云五小词典》和《王云五小字汇》。到台湾后,他还推出《王云五综合词典》和《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等。

    再说藏得多。一九二一年,张元济、高梦旦先生邀请胡适先生来商务印书馆做编译所所长,胡先生不肯去,却推荐王云五先生。他七月十三日在上海拜访王先生,然后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两千本,中文书也不少……”此时,王先生只有三十几岁,胡先生借此赞扬王先生,也可见那是读书人对个人藏书的看重。到商务印书馆后,王先生出国考察,买过许多书刊,多放入东方图书馆中,“一·二八”之役全部被毁。直到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之前,王先生个人藏书达八万多册。其中中文木版书四万余册,中文铅印影印书三万数千册,西文书约七千册。他去台湾时行色匆匆,资产无法移出,只带走少量图书和字画,为数不及收藏图书总数的二十分之一。他被大陆方面宣布为“战犯”,留在大陆的资产荡然无存,藏书自然也没有了。读王先生到台湾后的文章,他对其他财产散失并无多言,只是藏书遗失一事,逢有人问,他都会为此叹息一番,一直叨念到去世。

    到台湾后,王先生旧习不改,又开始个人藏书之旅。并且建有三个书斋:外书斋、内书斋和疏散书斋。到一九七零年代初,王先生在二十余年间又藏书达到三四万册,他成立“云五图书馆基金会”,自己另捐一百万新台币,买了一所房子,成立云五图书馆,将个人藏书全部放置其中,向社会开放。此时,王先生已经八十五岁。

    显然,收藏图书是王先生人生的一大乐趣。他晚年曾经写过文章《我的书斋》,其中提到一生中七次最得意的购书经历。其中一次是,他一九四四年访英,在英国博物院附近一旧书店,以五英镑购得赵孟頫所书嵇叔夜绝交书真迹。但他内心中潜藏着最大的乐趣,还在建立公共图书馆,服务社会,实现他一生的梦想。

    最后说编得多。我曾写文章说王先生是一位出版狂人,他一生所列出版计划,动则几百本、上千本,那样的气魄,直到今天国内也无人能够超越。总结他的志向,大约有“两比”。一是与国外比。据徐有守先生说,在抗日战争之前,商务印书馆的规模,已经是世界前三名了。当年编“万有文库”,纽约时报称赞,那是“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编“幼童文库”二百册,直到前不久,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先生,还在他的著作《我的图画书论》中评价:“中国儿童书的出版,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达到了相当高的国际水平。”二是与古人比。前面已经谈到,王先生编辞书时的志向,一定要超越古人。编“万有文库”,他的志向之一是追赶“四库全书”七亿字的规模,他说“万有”一二集加起来有四千册,合二亿四千万字,再加上参考书,总字数已经达到“四库”的一半。他的另一个志向是 以“万有文库”为依托,将东方图书馆藏书整理翻印出来,使之化身成千万个小图书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王先生用五年时间出版的“万有文库”,使“其借本文库而新办之小图书馆不下二千所”。

    总之,王先生一生编书太多,好书太多。直到一九七零年,他八十三岁时,还在台湾商务印书馆主持日常工作。有一天,他开始在台湾商务印书馆月会上,向全体馆员讲述自己对书的认识。他将商务印书馆成立七十四年间出书做一个总结,认为“创造性出版物”只有三十种。第一种是《华英初阶》及进阶共五六册,那是该馆几个印刷工人出版的第一种书。第二种是张元济先生主持的《中小学教科书》;接着是《东方》杂志、《辞源》、《中国人名大词典》等学科词典、《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百科小丛书”、“各科小丛书”、《百科全书》、《四角号码检字法》、“学生国学丛书”、“万有文库”、“大学丛书”、《四库珍本》、“中国文化史丛书”、“自然科学小丛书”、“丛书集成”、《中山大辞典》、“各省通志”、“年谱集成”、“小学生文库”及“幼童文库”、“中学生文库”、“人人文库”、“各科研究小丛书”、“国学基本丛书”、“古书今注今译”、“新科学文库”和《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需要指出,这里面有些“书”并未出版,只是选题,比如《百科全书》和“年谱集成”等。另外,这些书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王先生主持出版的。

    尾声

    读《王云五全集》,好像是在翻看一部历史的两面观感:此岸批林批孔,彼岸声讨中共将联合国刻有《礼运·大同》的大理石匾额拆除;此岸批判蒋介石是独夫民贼,彼岸却说蒋“内圣外王、典型儒者、英雄意志、圣贤性格”;此岸研制核弹,志在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彼岸却在疾呼,在大陆还未生产出核弹之前,已经是复国的最后机会;此岸判定王先生为战犯,彼岸却称其为“世界一流的出版家”(黄仁宇语)……

    历史的轮回啊,种种事情的发生,常常让后人感慨莫名。但此时,我的心中总算渐渐清晰了王先生的形象:他矮矮的个子,壮壮的身材,站在那里侃侃而谈,声音洪亮,滔滔不绝,活像一座洪钟,更像一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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