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博士论坛:阮元经学研究的特色

    林久贵,男,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2012级博士生,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阮元经学述论》。

博士导师: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周国林

通讯评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黄爱平 武汉大学教授 谢贵安

    阮元(1764~1849)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型官员,他一生学术成就巨大,在学界被奉为“山斗”。阮元的学术重心在经学,其经学研究,一方面在对古名物、典制的考证,力图还古名物、典制本来面貌,具有典型的乾嘉朴学之风;另一方面在对经学领域诸重要范畴的阐释,努力廓清千百年来重重误说,推明原始儒家经义,倡导新的经学观念及新的经学研究范式。因此,阮元的经学研究形成了自己独具的特色:

    其一是遵循训诂与义理并重的学术宗旨。训诂考据是汉学家治学的主要宗旨和方法,义理探求则是宋学家经学研究的终极目标。阮元虽然生活于人们“竟尚考订”的乾嘉之世,但他的经学研究并没有走入为考证而考证的死胡同,相反,他早在35岁之时就指出“近人考证经史小学之书则愈精,发明圣贤言行之书甚少”的学术弊端,因而选择用注释《曾子》的形式来发明圣贤言行,“以济近时流派之偏”(张鉴、黄爱平《阮元年谱》),努力倡导将训诂与义理有机结合的学术范式。

    因此,阮元治学“以新知为主,不惑于陈言”(《左盦文集·近儒学术系统论》),极力“推明古训”,复兴“古学”,还经文本来之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文献考证精神;同时,又强调“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揅经室集·冯柳东三家诗文疏证序》)、“有训诂而后有义理”(《揅经室集·西湖诂经精舍记》),把训诂看作义理之学的基础,希图通过对一些“古人最称说之恒言要义,而后人置之不讲”(《揅经室集·释顺》)的文字的训释,推阐经典所蕴含的先秦儒家学说和圣贤之道。

    其二是辩证看待“崇古”与“求是”的学术之道。清人经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闻道”,或如阮元所言,在“推古圣贤训世之意”,故他们多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即“道”在六经、孔孟,故凡离孔孟愈近的人,其言愈接近孔孟,亦愈接近真实,且时间愈后,经义愈失其真,儒家经典受到晋、唐后释、道二氏之说的影响及经由宋、明儒缺少文献基础的阐释,已经失真,要寻求圣贤之道,只有回到汉儒的训诂中去,因为汉人离古圣贤的历史时空距离较近,他们对圣经贤传所作的训释也就相对接近历史的真实。因此,清儒多表现出“崇古”“尊汉”的学术风尚,王鸣盛“学莫贵乎有本,而功莫大乎存古”(《西庄始存稿·古经解钩沉序》)、钱大昕“学道要于好古,蔑古则无以见道”(《经籍籑诂·序》)、惠栋“若经学,则断推两汉”(《九曜斋笔记》),即是典型代表。

    经学研究“崇古”的原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绝对以古为是、以古为真、惟古是求,就不具合理性了。学术当以“求是”为鹄的。惠栋“惟古是求”固然不尽合理,王鸣盛以“求古”即“求是”“舍古无是”却更偏离了“求是”的正轨。

    阮元在经学研究中亦认为,“远者见闻终不若近者之实”,“元少为学,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晋、魏,求汉,乃愈得其实”(《揅经室集·西湖诂经精舍记》),也表现出“崇古”“尊汉”的思想。但是,阮元“崇古”而不“惟古”“泥古”,他只是以古近是、以古近真,并非绝对以古为是、以古为真。他在坚持“实事求是之道”的原则下,又体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的特点,既有所持守,又讲求通达,辩证看待“古”与“是”的问题,努力做到“崇古”与“求是”的统一,“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揅经室集·焦里堂群经宫室图序》),不必株守汉、唐学者旧注,“学者所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得古人之益,而不为古人所愚,则善矣”(《揅经室集·引书说》)。

    其三是持守“求实”与“致用”统一的治学路径。宋明学术空疏,清人“崇实黜虚”。阮元生于朴学大盛之世,深得乾嘉诸儒为学“务实”之旨。他认为,经学自汉以后,由于受到释、道二氏的影响,已经走向了虚玄之境,晋、宋、明儒空言说经,缺乏文献依据,因而他力倡以“实”说经、以“事”释经,“圣贤之学,皆就庸近朴实处言之行之”(《揅经室集·四知楼说》),像《论语》《孝经》所言,最为平实,其“穷极性与天道而不涉于虚,推极帝王治法而皆用于中,详论子臣弟友之庸行而皆归于实”(《揅经室集·石刻孝经论语记》)。他还通过释“仁”、释“性”、释“一贯”、释“格物”等,充分阐述其“实学”观。

    阮元在经学研究中,以训诂的方式还经典以原儒本义,努力以“事”释经、以“实”说经,一方面具有批判晋、唐以来儒者空言说经、倡导“实事求是”学风的学术意义,另一方面还具有将古圣贤治世之意推及日用的实践意义,将“求实”与“致用”有机结合起来。基于此,阮元的经学研究,少有“向上一层”的探索,而是一一归本于社会政治与伦理,以为“经世之具”,有较浓厚的实用色彩。如他阐释“一贯”的“贯”为“行”“事”之义,即人人皆身体力行的“实行”“实事”(见《揅经室集·论语解》);他把“格物”之“格”训为“履而至”“实践”,把“物”训为“家国天下之事”(《揅经室集·大学格物说》);他释“顺”为“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揅经室集·释顺》)等,均体现出其学术的经世特色。

    正因为阮元倡导“实学”与“实行”即“求实”与“致用”结合的治学之道,故他不仅在经史学术研究方面成就辉煌,而且在察吏、抚民、治赋、治漕等事功方面成绩显赫。阮元曾作诗说“古人之砚古之式,用以揅经发守墨。凡事求是必以实,如石坚重效于国”(《 揅经室集·宋砚铭》),可见其拳拳“经世”之心。

    阮元经学研究特色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他的高官身份背景。阮元一生自30岁任山东学政起,多官居高位。作为清廷要员、封疆大吏,他时刻关注学术与治道的关系,因而在学术研究中,努力挖掘经典中蕴含的古圣贤精言要义,并推于世用。他的“稽古”之学,就是为其政事服务的,故其言曰:“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揅经室集·汉读考周礼六卷序》)又说:“学与仕合,济于实用。”(《揅经室集·循吏汪辉祖传》)

    其二是他善于批判、吸纳与继承前人学术。作为一位经学研究者,阮元是主张对经典作义理探求的,他对晋、唐后一些儒者的批判,主要是不满他们受释、道二氏的濡染太深;他对宋学的批评,也重在批评宋人学术方法及陆王心学所形成的空疏学风,而对宋人学术以“圣人之道”为终极追求目标是深表赞许的。更为主要的是,他的义理探求是以训诂考证为基础的。

    其三是嘉道时期时局的变化。阮元阐发经学若干重要命题之旨趣的文章,多写成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嘉道之世。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阮元内心蕴藏了较同时代大多数士人更为沉重、切实的忧时济世之感,充满忧患与济世情怀的诗句在《揅经室诗集》中时时可见。他极力强调学术的“实践”“实行”“实用”功能,自有其良苦的用心。同时,以学术为经世之务,又进一步强化了他承担社会、历史责任与使命的自觉意识。

    要之,阮元在治学上,既强调训诂考据的文献功夫,又致力于圣贤义理的辨析探索;既坚守学术的求实、求是精神,又着意将学术与世用紧密结合。他所倡导的这些学术观念,不仅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使嘉道之世的清代学术,峰回路转,新路别出,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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