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四峰堂诗抄、五百四峰堂续集
《诗抄》嘉庆元年众香亭刻本，竹纸８册
《续集》民国丙寅刊本，竹纸１册
藏书家专门措意于清人集部，初仅因关注明清易代之际史事而搜罗清初诸遗老别集；雍、乾之际，恣意禁毁，待清廷覆亡之后，又有人以当日禁毁书目为依据，专门搜求被禁毁的清人集子。当代藏书家中邓之诚和黄裳对这两方面即均有偏好。另外有李一氓一派因专收词集也注重搜集清人词集。至于广泛搜罗有清一代之集部，则当由郑振铎始开其端。据郑振铎撰《清代文集目录序》和《清代文集目录跋》，知郑氏虽在1942—1944年三年期间，“专以罗致清集为事”，在此前后也另有不少收藏，但所收清集还是以文集为主，特别着意于清初诸遗老和嘉、道二朝朴学家的文集，相对来说，对于诗集亦未多加留意。郑氏云其之所以“不收诗集而专取文集者，盖以诗集多不胜收，清新之作少，而庸腐之篇则充栋汗牛。文集固亦有滥竽充数者，而大体都为有用。或富史料，或多考订之作。而治经子金石文字者，尤多精绝之言，为我人所不能不取资者”。在晚近以来的藏书家中，郑振铎的学术视野堪称最为宽阔，也因此为国家保存了多方面的历史文献资料。只是一个学者个人的财力毕竟是有限的，当时古刻旧籍充斥书肆，他能放手收藏清人文集已属十分不易，不可能再大肆搜罗清人诗集。然而，郑振铎的说法却并不完全合乎道理。因为按照他收藏书籍的宗旨，是“竹头木屑，无不有用”，书籍的价值取决于是否具有研究的史料价值。依此标准，首先对于清代诗史研究来说，诗集的价值就是文集所根本无法比拟的。由于时代较近，没有经过充分的自然淘汰；加之印刷技术的普及，便利了传播和保存，清人诗集传世甚多，其中固然有许多庸腐之篇，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清人诗作的巨大成就，清代的杰出诗人如吴梅村、王渔洋、龚定庵之类，前后辈出，指不胜屈，不能因为注重研究小说戏曲便排斥清人诗作在文学史上固有的地位。其次，从研究一般历史问题的角度来看，艺术水平低下的平庸之作，往往也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与文集同样“为我人所不能不取资者”。在这方面，清人张应昌编选的《国朝诗铎》，早已做出很好的范例；今袁行云撰《清人诗集叙录》，更能从现代的学术视野着眼，抉取出有清一代主要诗集的历史研究史料价值，成为了解清代文献学的必读书籍。
在目前的古籍市场上，清代著述总的来说是不受重视。这首先是由于买者多侧重于版刻，而有清一代有名的精刻本又多是重刻前代旧籍。从内容上受到重视的清代著述主要为花鸟虫鱼、金石书画、野史逸闻这些方面。比较“正经”一些的书籍，得到个别人青睐，则主要是受到叶德辉、邓之诚、郑振铎、谢国桢、黄永年这样一些人的影响。如以清人别集而论，像沈涛《十经斋文集》和赵绍祖《琴士文抄》，在拍卖会上俱以善价售出，就是典型的例子。清人诗集由于前人不大留意或在著述中很少提到，因而即使稀见，销路也不是很好。我本来就买不起几本书，再加上读不懂诗，所以也很少买清人的诗集。买下这部黎简的诗集，纯属偶然。前些年在一家书店碰到这部书时，正刚刚在一本清诗台历上看到一首他描写岭南风物的诗，咿呀读过，印象尚深，而这书初印原装原签，字迹舒展开阔，独特的岭南方体字别具韵味，价格也还可以接受，便随一时兴之所至，收入寒斋。
黎简是广东顺德人，字简民，号二樵，出生于乾隆十二年，卒于嘉庆四年，年五十二。他是清代中期岭南最著名的诗人，身后入《清史列传》文苑传和《清史稿》文苑传。黎简十岁即能吟诗，李文藻、李调元官广东时对他均极赏识。然因患“气虚疾”，黎氏足迹未能逾岭，亦未能入仕，毕生在乡间徘徊吟咏。此《五百四峰堂诗抄》收乾隆三十六年至乾隆六十年诗，共1852首，按照年代先后排列，有嘉庆元年自序，书亦应刻于是年。《清史列传》文苑传谓“其诗由山谷入杜，而取练于大谢，取劲于昌黎，取幽于长吉，取艳于玉溪，取僻于阆仙，取瘦于东野，锤凿锻炼，自成一家，似非经营惨淡，不能成一语者”。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据此集所收唱和诗篇，谓黎氏落落寡和，交游中岭南诸子外，唯于周永年、黄景仁多所许可。周永年自视拙于文笔，于诗不足道；黄景仁则是清代中叶第一流的诗人，才情笔力俱堪追慕太白。此《五百四峰堂诗抄》卷二四上有《读翁学士所辑黄仲则诗集》一首，诗云：“平世最高名，通籍极卑官。然且不可兼，使汝岁易殚。宁知东方士，岸绝十年冠。搔首天西北，佳人渺云端。手剪云作花，风翻花作澜。偶随絮沾泥，游戏下人间。忽然亦为人，卅年如弄丸。不知我生死，安忆我忧患。独往以独来，谁待将谁欢。或言君厄才，仅得樵与班。君才挞万象，樵也小黠顽。类感倘云龙，天授殊易艰。心气可遥通，期我乎道山。小技何足道，大化方就闲。骑控朱方鹤，帔披丹穴鸾。”诗中坦言对黄景仁的衷心钦服，同时也表露出堪与黄氏比肩的自负。我也泛泛翻检过黄景仁的《两当轩集》，姑且在这里放胆讲句外行话，相比之下，还是更喜欢黄景仁的诗。因为黄诗浑然天成，酣畅淋漓，黎诗则斧凿之痕稍稍嫌重。当然艺术不能只有一种形式，黎诗之清峭幽峻，亦非黄氏所能造及。黎氏同乡挚友黄丹书撰《明经二樵先生行状》，谓黎简“才思最敏，所为诗援笔立就，而语皆深警，写物言情，时发前人所未发”。所以虽“足迹不逾岭，海内名士想望风采，咸以不获一见为恨。巨公来粤者，皆折节下君”。声名所及，甚至使得大学士翁方纲常常在梦中与黎简相游处，并写信托岭南地方官员抄录黎简的诗集寄送到都城，想要为之点定，同时还附诗云“寄与二樵圆夙梦，苏门学士待君来”。其赏识之深，可想而知。林昌彝《衣隐山房诗集》卷七有《论诗一百又五首》绝句，评陟顺治至咸丰间诗人，其论黎简诗云：“奇笔天风卷海潮，生平字画亦孤标。岭南我定三家集，祧去药亭配二樵。”直欲舍去梁佩兰而以黎简与屈大均、陈恭尹相并比，可见论及清中期诗坛的成就，黎简自然应当如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样，与黄景仁同列前茅。从这一角度来看，收存黎氏诗集，其价值至少不应当在清代朴学家的文集之下。再说朴学家的文集只能正襟危坐研读，不像诗集可供饭后茶余消遣，相形之下诗集也就更适于把玩。有许多藏书家过度爱惜书籍，甚至连自己都舍不得翻看。听业师黄永年先生讲，民国年间杭州的大藏书家九峰旧庐主人王绶珊就是如此。王绶珊买书时请伙计包好后带到家中，一般即不再触动。而我对待书则缺少这样的虔敬，买书的目的常常就是要把玩。闲暇时读古诗，捧一册旧刻本慢慢吟诵，领略到的蕴藉和洋装新印本是大不相同的，相信有机会这样读旧刻古籍的人，对此应该都有感受。
《五百四峰堂诗抄》仅此嘉庆元年一种刻本，谈不上稀见，可也说不上很常见，在过去旧书店的书目上很少见到就是证明。真正比较稀见的倒是晚出的《五百四峰堂续集》。《续集》刊刻于民国丙寅亦即1926年9月，系由汪兆镛雇请“广州九曜坊翰元楼书籍铺雕印”，内封面则镌“微尚斋刊”，卷末亦镌有“微尚斋”字样。案汪兆镛亦广东人，清末曾入两广总督岑春煊幕府，后以吟咏著述自适，微尚斋乃其斋号。汪氏刊有《微尚斋丛刻》，所收除汪氏自著四种外，为粤人吴兰修和陈澧的词集，疑此《五百四峰堂续集》本亦在《丛刻》之内。检《中国丛书综录》所收《微尚斋丛刻》无此《续集》，《贩书偶记》正、续编亦无单刻著录，知此《续集》虽刊刻甚晚却流传较罕。《微尚斋丛刻》中除有一种是在民国三十二年排印之外，俱为清末至民国初年雕版印行。疑此《五百四峰堂续集》刻成后即遇1927年之广州起义，战火纷扰之际，书版受毁，故未能汇入《丛刻》，印本流传至罕（《微尚斋丛刻》流布亦较稀少）。
《五百四峰堂续集》计上、下两卷，收诗84首，也是按年代顺序编排。卷首有汪兆镛识语云：“谨按黎二樵先生《五百四峰堂诗抄》，编刻至乾隆六十年止。先生卒于嘉庆五年。曩在友人许见其手稿，嘉庆元年、二年诗凡二卷，篇首有‘二樵山人手存’六字。移录一过，置箧衍中，恐日久散佚，兹付剞劂，以续前编。”今黎氏原稿及汪氏移录本俱无可踪迹，黎简在嘉庆元、二年所写诗篇，或即赖此刻本得以传世，故虽刊刻迟晚，亦未可轻易视之。我能够得到《诗抄》原刻本及此《续集》并储于一室，也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袁行云先生生前累年搜讨清诗别集，撰成《清人诗集叙录》一书，也仅见到《五百四峰堂诗抄》，不知尚有此《五百四峰堂续集》传世。据黄丹书撰黎简行状，黎简除善诗外，尚“兼工书画印章。篆隶真草得汉晋人之髓，山水直造元四家堂奥”。又黎氏虽不以文名世，《清史列传》文苑传亦称其“为文杂庄骚，不屑八家规范”，知其为文一如为诗为人，均能别具风骨。
黎简著述除已刊之《五百四峰堂诗抄》及其《续集》外，尚有《五百四峰堂文抄》若干卷、《药烟阁词抄》一卷、《芙蓉亭乐府》二册及《注庄韵学》，见于《清史列传》文苑传及黄丹书撰行状，俱未刊，不知是否尚存留于世。知此尤可见汪兆镛刊刻《五百四峰堂续集》为之延一线命脉，实在是功德无量。需要指出的是《清史稿》文苑传和《清史列传》文苑传述黎简著述均作“五百四峰草堂诗文抄”，衍一“草”字，且黎氏诗文未尝合刊，故所述略有差误；《清史列传》文苑传且直记作“《五百四峰草堂诗文抄》二十五卷”，误已刊之二十五卷诗集为诗文合集，差误更多。
1999年７月３１日记于京西未亥书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