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山先生集

　　明嘉靖十四年刻白绵纸印本，残存卷三至六一册一般明版残书，即使是白绵纸嘉靖本，直到“文革”前都还算不上什么。普遍把明版残书当善本来卖，只不过是近几年间才有的事情。但凡事都有个例外，个别稀见的明刻残本过去也一向为人珍重。我得到的这部《定山先生集》残本，带有“文革”前中国书店的标价签，写明时价是“１本８元”。这当然非同寻常。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如此高价出售残书，自然会有他的道理。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定山集》四库馆臣提要谓“是集诗五卷，初刻为弓元所编；再刻于定山书院，为陈常道所编；三刻于萧惟馨”，四库本末附“补遗”载有弓元撰《书〈定山先生集〉后》一文，末署正德丁卯孟春，知《定山先生集》初刻于是年，亦即正德二年（附带说明一下，今人论《四库全书》纂次之失，每谓不交待版本源流。其实有些书譬如这部《定山先生集》，馆臣初时本有详细交待，至纪昀为《四库总目》定稿时，方才删削不存）。此初刻本《定山先生集》国内大陆地区未见著录，而四库馆臣所云“再刻于定山书院者”，则就是我得到的这个残本。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录有此本，记云：

　　卷内题：“南京户部主事四川周满校正，应天府江浦县知县桂林刘缙、儒学署教谕陈应奎、训导龙寿山同刊。”湛若水序云：“合定山先生诗文凡十卷，户曹陈子常道之所编辑，周子满之所校正，县尹刘子缙之所刻，置于定山书院者。”时为嘉靖十四年，此本即依原版所印；稍后印本，其题衔有增窜矣。

　　寒斋所存残本，题衔一如王氏所记，行款也同为每半页１０行，１８字，故当属同一版本无疑。这个残本为人珍重，是因为它流传稀少，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知国内大陆地区也别无传本著录。也正因为流传稀少，当年王重民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也是依据仅见的一部老北京图书馆旧藏残本加以著录。有意思的是王重民当年见到的那个本子残存卷一至二，又卷九至十，而我得到的这个残本则存有卷三至六，正好可以互补，只可惜那几册残本今已不明下落，无法合而为一，而我这部残本说不定已成海内孤帙了。

　　四库馆臣所说“三刻于萧惟馨”者，实际上就是这个嘉靖十四年定山书院刻本的剜改印本，即王重民所说的题衔有所增窜的“稍后印本”，目前大陆所存《定山先生集》的最早刻本或者说是最早印本就是这个版本。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也著录有这个版本：

　　按北京图书馆藏是集原印残本，卷内有陈常道等题衔四行，此本题衔于原有四行之后，有增入四行云：“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金溪黄希宪重订，南京户部郎中太康何维同校，应天府江浦县知县庐陵萧惟馨校刊，江西道监察御史邑人朱贤类次。”考侯宗海修《江浦埤乘》，惟馨知县事在嘉靖之末，与刘缙中隔七人。惟馨等力不能刻书，而又希附其名于骥尾，遂改换每卷之第一、二版，[原版每行十八字，改版因多容字数，为每行二十字。]冒称重刻，虽是明人普通习惯，此在嘉靖中，不可原宥也。

　　明末附庸风雅用于官场应酬之所谓”书帕本”，时或类此剜改前人所刊书板题衔以充作己事，所以它不被当时以及后世重视，也是理所当然。

　　“定山先生”名庄昶，应天府江浦县人，明成化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检讨，官终南京吏部郎中，事具《明史》本传并《献征录》卷二七所收湛若水撰《南京吏部验封清吏司郎中定山庄公昶墓志铭》。庄氏生平出处有两件大事。一是在成化三年年底与章懋、黄仲昭一同奏上《培养圣德疏》，劝阻宪宗在上元节张灯内廷施放烟火，拒不奉诏捧场赋诗，从而招致廷杖二十的重惩，并谴谪桂阳州判官，幸遇言官论救，才改遣南京行人司左司副。此举使得庄氏与章、黄二人同获“翰林三君子”之美誉。二是庄氏居职行人司副三年后，父母相继去世，依例去职居家服丧，从此卜居家乡定山近三十年，谈道授徒；本可悠游林下，终其天年，可是在晚年却禁不住大学士丘濬胁迫，起复行人司旧职，并迁南京吏部郎中。此举引发出对他进退取舍的很大非议，从同时人陈献章到编纂《明儒学案》的黄宗羲，许多人对此都颇有微辞。庄昶以理学名家，而理学家讲究的就是这一套居处行止的规范，将此视为人生大节，难怪陈白沙(献章)要很惋惜地说他是被久病害昏了头脑，而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盖棺论定时更狠狠地挖苦说：“先生殊不喜孤峰峭壁之人，自处于宽厚迟钝，不知此处却用得孤峰峭壁着也。”

　　《定山先生集》共收庄昶诗文十卷，前五卷为诗，后五卷为文。从纯艺术角度看，庄氏诗作殊乏情致，尽管《四库提要》曾列举“残书楚汉灯前垒，草阁江山雾里诗”、“山随病起青逾峻，菊到秋深瘦亦香”等句，谓其诗亦“未尝不语含兴象”，但是就其诗作的整体而言，则确确实实是“全作《击壤集》之体”(亦《四库提要》语)，即仿效宋代理学家邵雍《伊川击壤集》的诗体，以诗布道。《明史》本传谓庄氏“生平不善著述，有自得，辄见之于诗”，可见作者的出发点本来就是重说理而轻文辞，这样的诗自然也不宜视作普通的艺术创作了。庄氏诗既已如此，文章中更是通篇论心论性，非寻常人所易解读，不过其中也有一些篇章指斥时弊，足资普通文史学者取阅。如卷六《送戴侍御提学陕西序》论述科举之弊云：

　　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过于杨墨，人皆知之；科举之学，其害甚于杨墨佛老者，人岂知哉！夫何甚？……科举之学，……属联比对而缀纷华，某题立某新说，某题主某程文，皮肤口耳，媚合有司；五经四书，择题而出，变风变雅。学诗者不知丧吊哭祭，学礼者不知崩薨卒丧，学春秋者不知呜呼，此何学哉?富贵而已，利达而已，觊觎剽窃而已。明德新民，果如是乎？性分之内，果有此乎？昔朱子谓庐山周宜干有一言极好：朝廷若要恢复中原，须罢三十年科举始得。科举得士，恢复中原计也，周宜干乃欲罢之，何哉？岂以科举为媒利之阶，而其人不足以知亲上死长之道，故欲罢也。昔胡楚浚又谓科举之外，自有义理，曰“外”云者，科举自科举，义理自义理，科举无义理也。夫道不明，岂道罪哉！科举害道也。凡人得所恃以为人者，道也；所恃以参天地者，道也；所恃以经邦国者，道也；科举之学害道，人何学哉？今之世科举之学盛行，求者曰是，取者曰是，教者曰是，学者曰是，三尺童子皆知科第为荣，人爵为贵，一得第者辄曰登云，辄曰折桂，辄曰登天府，欢欣踊跃，鼓动一时，自童习以至白纷，率皆求之，殚竭心力，比获乃已。至于所谓义理，所谓性分，曾不知果何物也。糜烂横流，不可收拾。

　　尽管弊窦丛生，科举终究还是当时最为可行的客观的选拔人才制度，所以抨击归抨击，庄昶也提不出其它更好的普遍可行的方法来取代科举选士制度，他只能折中为：“利达绝之，义理开之，教其涵养道德于平时，不得已而发为科举，亦无不善。”与对科举制度慷慨激昂的鞭挞相比，这种一厢情愿的理想憧憬，显然只能是一个苍白的幻影，在现实中根本找不到出路。书生空谈，发泄一下情绪固然快人心颐，但终究于事无补。科举制虽然是当时一种最为可行的人才选拔制度，但这并不等于说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就都是人才，或者说通过科举选尽了天下人才，甚至可以怀疑科举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它本身就根本不利于人才的成长。看了上面庄昶所举述的种种弊窦，便能够清楚这一点。对此，庄昶倒是有一篇更好的论述，此即卷六《赠乡进士陈孔张序》：

　　天之生人，未尝不待之以为豪杰，而人不能以豪杰自待者，负乎天也，岂天过哉！故古之人知天之所为我者如此，故周孔以圣，颜曾思孟以贤，周程张朱以大儒名世，以接千载不传之统，盖汲汲然也。后世科举之学行，天下之人始不知所谓豪杰矣。故凡领荐一乡，登名一第，率曰此豪杰也，而人皆以豪杰自负；幸而出一头地，得魁一省，魁礼部，又幸而得魁廷对，则又莫不以为豪杰中之豪杰也。

　　夫魁廷对者谓之殿元，而殿元又科第之至显者，以殿元为豪杰，则王曾殿元已，而王拱辰非殿元者乎？陈文龙殿元已，而刘梦炎非殿元者乎？由是观之，则科第未尝无豪杰，然不足以恃为豪杰也。使其得恃以为豪杰，则凡抽青骊白而骈为四六者，皆可以参夫两间；讲承破结而工为时文者，皆可以指为圣贤；掇青拾紫而儋人圭爵者，皆可以贯乎古今；而万物皆备于我之身，皆可以视血气之躯。而周程孔孟所谓尽心知性之说，鸢飞鱼跃之妙，皆可以目为老生迂阔之谈。夫天之所以待夫人者固不如是其小，而吾之自待亦应不如是其薄。

　　科第既不足恃，那么关键也就在于每个人自己把握个人的命运了：

　　予少也学夫科举，固尝以豪杰自负，既而窃登一第，稍知所趋，则俗学卑陋，误我岁年，盖已过半，虽欲改弦易辙，而发种种则已不可及矣。每颂古人“俗学已知回首晚”之句，未尝不为之抚心大痛也。予每告夫吾弟晏者，使知猛省，庶几不蹈吾老悖之故辙也。

　　其实这种话大多只能作为过来人谈谈而已，在科举制还是一种普遍的选拔人才制度的时候，包括他的弟弟庄晏在内，恐怕很少有人会听从这番劝导。这就像当今的高考或出洋的托福，尽管大多数人在相当大程度上也看得出它是“俗学”，可还都要拼命往这条路上挤。因为绝大多数人是无法超然于现实利益之外的，只要不以“俗学”相自矜，像庄定山一样知道什么是安身立命的真学问，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可以目为人中豪杰了。

　　我买到的这册《定山先生集》残本，钤有“鄞林氏藜照庐图书”朱文长方印。这个“藜照庐林氏”为宁波人林集虚，黄裳《来燕榭书跋》中曾屡屡提到过他，谓之“老书贾林集虚”，从他手中买到过不少明版精本，包括一些天一阁故物。不过林集虚除了贩书之外，至少在30年代还用木活字排印过一部名为《藜照庐丛书》的丛书，印行宋至清人著述十余种，印得也很像样，说明他在古书流通之外，还兼事古籍出版，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书贾”了。

2001年1月26日记于京西未亥书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