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佛教和小乘传教的区别以及在中国流行的情况

  在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逝世后,佛教内部由于对释迦牟尼所说的教义有不同的理解和阐发,先后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派别。按照其教理等方面的不同,以及形成时期的先后,可归纳为大乘和小乘两大基本派别。

  “乘”是梵文yana(音读“衍那”)的意译,指运载工具,比喻佛法济渡众生,象舟,车能载人由此达彼一样。“小乘”(Hinayana ,音读“希那衍那”),原为大乘佛教(Mahayana,音读“摩诃衍那”)出现后(约公元一世纪左右),对以前原始佛教(指公元前六世纪至四世纪时期,释迦牟尼及其三、四传弟子时的佛教)和部派佛教(指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一世纪时期上座部、大众部各部派佛教)的贬称,而“大乘”则为该派对自己的褒誉。如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南亚、东南亚各国,所传为小乘系统佛教,但至今他们自称为“上座部佛教”,不接受“小乘”的称号。现行一般佛教史著作中沿用“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等称谓,则并不寓有褒贬之意。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主要可以从信仰修证和教理义学两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从信仰修证方面来说,小乘部派佛教奉释迦牟尼为教主,认为现世界只能有一个佛,即释迦牟尼,不能同时有两个佛。信仰者通过“八正道”等宗教道德修养,可以达到阿罗汉果(断尽三界烦恼,超脱生死轮迥)和辟支佛果(观悟十二因缘而得道),然不能成佛。大乘佛教则认为,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同时存在,释迦牟尼是众佛中的一个。信仰者通过菩萨行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修习,可以达到佛果(称“菩萨”,意为具有大觉心的众生),扩大了成佛的范围。又,小乘佛教要求即生断除自己的烦恼,以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为主,从了生死出发,以离贪爱为根本,以灭尽身智为究竟,纯是出世的,所以大乘佛教讥讽他为“自了汉”。大乘佛教则自称佛法大慈大悲,普渡众生,把成佛救世,建立佛国净土为目标。他认为,修证需要经过无数生死,历劫修行,以“摩诃般若”(大智慧),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觉),除断除自己一切烦恼外,更应以救脱众生为目标。因此他既是出世的,又强调要适应世间,开大方便门,以引渡众生。

  其次,从教理义学方面来说,小乘佛教总的倾向是“法有我无”,即只否定人我的实在性,而不否定法我的实在性。而大乘佛教则不仅主张人无我,而且认为法无我,即同时否定法我的实在性。在乘佛教对“法无我”的理论分析,又可以分为两大派:一为初期大乘佛教(约公元一世纪至五世纪),由龙树、提婆创立的中观学派(在我国称为大乘空宗)。它主要阐发诸法“性空假有”的理论,即认为一切现象(诸法)都是因缘(各种条件)而起,是无自性的,因而是空。但这种空又不是虚无,其假有的现象还是有的。所谓假有是针对小乘认为诸法在概念上是实有的理论而发的,也就是说诸法只是一种“假名”而已。龙树、提婆认为,用这样的理论来分析诸法,既不着有(实有),也不着空(虚无的空),这就是所谓的“中道观”。二为中期大乘佛教(约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由无著、世亲创立的瑜伽行派(在我国称为大乘有宗)。它主要阐发“万法唯识”的理论,即认为一切现象均依“阿赖耶识”(亦称第八识,藏识等)缘起,阿赖耶识能发生一切法。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一切法都存在于认识之中,认识无非是心意识的分别作用,因此整个宇宙除了各种不同的认识外,再没有什么实体了,因此叫做“万法唯识”。公元七世纪后,印度佛教开始走向衰微,密教(后期大乘)代之而起,已无重要义理可言了。

  此外,大小乘佛教都有各自编集的经典作为立论之依据。小乘佛教的主要经典(以汉译名称)有:《长阿含经》、《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杂阿含经》等。大乘佛教的主要经典则有:《大般若经》、《妙法莲华经》、《华严经》、《大涅槃经》、以及《大智度论》、《中论》(龙树造)、《瑜伽师地论》(传为弥勒造)、《摄大乘论》(无著造)、《唯识三十论》(世亲造)等等。

  佛教约在西汉末、东汉初(公元一世纪左右)传入我国,至东汉末,才开始有佛经的大量翻译。当时有两位著名的译经者,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安译出大量小乘经典,支则译出大量大乘经典,在社会上都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在我国,大小乘佛教几乎是同时传入。然而,就佛教以后在我国发展的情况看,主要是大乘佛教的发展。小乘佛教虽也出现过一些学派和学者,但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小乘佛教的各种经典、教理和戒律等只是备参考而已。

  大乘佛教在我国可以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东晋时期大乘空宗般若学受到当时玄学的影响,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对般若“性空说”的解释,有“六家七宗”之多。东晋名僧僧肇,著《物不迁论》、《不真空论》等评述了各家理论的得失,对以龙树为代表的大乘中观学派的思想作了通俗、准确的阐发。这一学派发展到隋代,形成了以吉藏为代表的“三论宗”(以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为所依经典),它基本上继承了印度大乘中观学(空宗)的思想。而唐初著名学僧玄奘西行求法,回国后大力弘扬无著、世亲的思想,译出《唯识三十论》以及护法、难陀等十家解释“唯识”义的《成唯识论》一书,其大弟子窥基又著《成唯识论述记》等,从而创立了“唯识宗”,它基本上继承了印度大乘瑜伽行派(有宗)的思想。

  除此之外,陈隋之际形成的“天台宗”和唐代中期创立的“华严宗”,则已不能简单地用原来印度大乘某派的说法予以框范了。因为在他们的理论中,吸收了大乘各学派的说法,以至中国道教、儒家等思想因素,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了。当然,如果就“天台宗”以《妙法莲华经》为所依经典说,可以说空宗色彩稍多些。“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所依经典,则可说有宗色彩稍多些。至于在唐代中期形成的“禅宗”、“净土宗”等宗派,则更是为印度佛教所未有,而完全是由中国佛教徒所独创的大乘佛教宗派。他们具有通俗、简明的教理,广泛的融合和适应性,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大乘密教也在中唐时期传入我国,以后主要在西藏、内蒙古等地区得到发展,流传至今。

原载于《古代礼制风俗漫谈》(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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