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国学”
90年代以来，“国学热”在国内勃然而兴。传统典籍读本倍受青睐，“国学”刊物流行于市，“国学”丛书目不暇接，一些大学建立了国学研究机构、开设“国学概论”课程。从主流而言，这自然是研究传统文化的有益之举。如果对此稍加省思，也会发现其中不无遗憾，如“国学”概念，多数学者认为“国学”就是“中国的学术”或“中国传统学术”，但其内容仍缺乏明确界定，不无模糊之感。这里，追本溯源，回顾历史，或许不无裨益。
“国学”兴起于本世纪初，大盛于二三十年代。许多卓有成就的国学家对此也未明确界定，仅依各自理解进行研究。钱穆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为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钱穆《国学概论·弁言》第1 页，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国学”确是“一时代之名词”，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时过境迁，回顾此时“国学”的实际情形，仍不难发现其基本内涵和外延。
我国古代所称“国学”，乃指“太学”，即国立学校，与近代概念绝然不同。秦汉以前，学术以“教”或“家”分类，而不称“学”。西汉末年，刘歆作《七略》，始称文学训诂研究为“小学”，于是有“学”之名，此后有了经学、玄学、理学，等等。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源自日本。19世纪末，在西学和“欧化主义”刺激下，日本思想从世界文化格局中重识本国文化，出现了提倡“国粹”、“国学”的言论。对于中国文化，日本学术界也有不无贬义的“支那学”。这自然感染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黄氏主张先作“国学史”。由于黄的意见，梁启超放弃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
此时力倡“国学”者还是国粹派。1904年，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第3期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次年1、2月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参加者多为中国同盟会会员或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国学”、“国粹”两词难分轩轾，都流行于20世纪初年，蕴含爱中知识分子文化反思的意义。他们把文化传统冠之以“国”，包含了深厚的爱国情结。当然，两者内涵不无差异。“国粹”以“国学”为依托，而“国学”更为宽泛。一般来说，“国粹”的重心在“粹”，不无保守色彩，以国粹派为代表；“国学”的实质在“学”，没有明确的思想倾向，论者包括国粹派及其以外的许多学者。
关于“国学”的定义，1906年，邓实在《国粹学报》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他强调了国学的致用性，又把“国学”当作“一国所有之学”，概念较为宽泛。事实上，“国学”一词泛指中国传统学术，外延则因语境变化而有差异。他们有时凸显诸子学，有时重视经学，却始终未以儒学或经学代替国学，而是以经、史、子、集为基本内容。国粹派学术重镇刘师培较重视儒学，也没有以儒学代替国学。他的《国学发微》没有界定“国学”，重点分析儒学的流变，也涉及子学。这与邓实强调“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亦国学”的主张基本一致（邓实《古学复兴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 卷上册,第59页,三联书店,1963年）。最有影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不例外。
国学保存会成立时，章太炎正系狱上海西牢，没有参与其事。然而，他是国学保存会及国粹派的思想领袖。因此，他的“国学”概念颇具代表性。他一生多次讲演“国学”，而较系统、重要的讲学则有三次：
1906年，章太炎出狱东渡，鼓吹反满革命，又注重研究国学、发扬国粹。是年9月，留日青年成立国学讲习会，公认章氏为“国学界之泰斗”，请其讲授国学。他们宣布讲授内容“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此外，“先生治佛学尤精，谓将由佛学易天下，临讲之目，此亦要点”（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 卷上册，第501-502页）。可见，章氏所讲“国学”主要是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历史（章太炎认为“国粹”“可分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见1906年7月15日《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6页。可见，此时，章氏“国学”、“国粹”概念基本相同）。他把经、史、子、集研究包括于“国学”之内，尤重阐明治学途径。1922年4至6月间，章太炎在上海讲“国学大概”和“国学派别”10次。每次听讲者数百人至数十人不等，报纸广为宣传，形成章氏第二次讲学高潮。讲学内容由曹聚仁记录整理成《国学概论》一书，涉及经、史、子、集，但以经、子为主，此书“概论”部分阐明作者有关“国学”的几个见解。此书第二部分讲“国学之派别”，其中“经学之派别”以古文经学为主，“哲学之派别”以先秦诸子和后世儒学为重点，“文学之派别”则述历代文学成就（章太炎《国学概论》，曹聚仁整理、汤志钧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1997年）。193４年，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所讲内容最为丰富、系统，体现其晚年的学术总结。讲稿后经多人整理出版。这部讲稿约16万余字，比以前的《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篇幅为多。全稿共分“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5部分。他在重视传统学术方法（如文字学）的同时，仍以传统的经、史、子、集为“国学”中心内容。这反应了晚清“国学”概念的主流。
“五四”以后，“整理国故”风行一时。“国故学”一词流行开来，大有取代“国学”之势。“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与国粹派差异甚大，编成《国故学讨论集》的许啸天说：“‘国故学’三个字，还算是近来比较的头脑清晰的人所发明的。有的称‘国学’，有的称‘旧学’，有的称‘国粹学’。”（《国故学讨论集新序》第3页，《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群学社1927年版）
何谓“国故学”？吴文祺认为应区分“国故学”与“国故”，“国故”是材料，而“国故学”是一种科学。“用分析综合比较种种方法，去整理中国的国故的学问，叫做国故学”（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41页）。他们所谓“国故”是指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整个传统学术本身。而“国故学”则是对其进行客观的研究、阐述。因而，曹聚仁承认，“习常之目‘国故’殆和畴昔所谓‘中学’‘国学’者同其内包外延”（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60-65页）。事实上，传统学术本身也包含历代对前人的“研究”，“国故学”一词凸显“研究”“整理”，只是强调了对传统糟粕的扬弃。“国学”继承考据、训诂、校注等传统方法，又汲取西学，注重实证研究。“国故学”也是如此。质言之，“国故学”、“国学”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并无大异，主要歧异在于思想观念，即以何种态度对待、研究传统学术。大体而言，“五四”知识分子较之晚清一代更注意清理传统学术的糟粕。少数人以“国故学”为标帜，主要是显示与旧式学者的思想区别。
事实上，名词并不能标示思想区别。“五四”时期的“旧派”“新派”国学家都使用了“国故”一词。1919年初，新旧文化激烈交锋之时，北大较保守的学者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在此背景下，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潮》杂志撰文，针对“抱残守缺”“追摹国故”的倾向而提出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这玫看法得到胡适等人的支持。所谓“整理”，并非限于考证、训诂，还包括了评判价值、探寻因果。他们既以现代观念以掘、阐扬古学，又强调清理“国渣”，打倒“偶像”。顾颉刚在《古史辨》第四册序言中指出：“我们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帝系代表种族的偶像，王制为政治的偶像，道统为伦理的偶像，经学为学术的偶像。研究古史就是要打破这些偶像，“使他们各回复其历史的地位”（顾颉刚《序》，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第13页。朴社1930年版，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4编影印本）。“整理国故”打上新文化烙印。
“国故学”流行之时，“国学”一词并未消失。“整理国故”的提倡者、研究者往往是两者并用，互相替代。胡适说：“‘国学’在我们眼里，只是‘国故学’和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 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第195页，光明书局1934年版）随着“五四”新文化浪潮低落，“国学”一词在30年代得到普遍承认和运用，“国故学”则消声匿迹。
二三十年代，“国学”一词没有权威定义，“国学”本身却已长足发展。“整理国故”声势所及，国学研究机构和刊物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随着中西学术融合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大学的国学门或国学研究所涉及四部之外的艺术、考古等， 但一般还是把“国学”解释为“中国传统的学术”，主要内容仍是经、史、子、集。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吴宓认为，“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梁启超、王国维等指导学生所写的论文却不出经、史、子、集范围。有人指出：“关于‘国学’的书籍虽称‘浩如烟海’……直到今日，经、史、子、集的四分制，还在广多的应用。这种分类法，在现代目录家看来，自然是毫无意义。但在一般研究‘国学’的人，却还以为没有打破的必要，因为有他的历史的意义和价值的存在。”（谭正璧编《国学概论讲话》第9页，光明书局1934年版）
民国年间出版大量名不“国学”的书籍，具体分类或有差异，却基本没有离开经、史、子、集四门学术中心。马瀛编的《国学概论》，分为经学、哲学（包括诸子学、理学、佛学）、史学、文学、其他学术等 5大部分（马瀛编《国学概论》第19页，大华书局1934年版）。众多国学普及读物也不例外。蒋梅笙所著《国学入门》，共分12章，其标题为：经学、诸子学、秦之反经学、两汉传经学、汉末之新学说、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之经学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证学、史学大略、文学大略、最近学术思想（蒋梅笙《国学入门》第2-3页，正中书局1934年版）。张振镛编的《国学常识答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全书分文字学、经学、子学、史学（附地理学）、理学、诗歌、文章、词曲、小说戏曲等 9部分；李冷衷编的《国学常识述要》“分类悉从四部，间有出人，亦能顺序以求”（李冷衷编述《国学常识述要》第1页，北京书局1934年印刷）；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国学常识”丛书，共有小学、经学、史学、文学、词学、音韵、理学、子学、诗学、说部等10种。
20年代以后，京、沪等 地出版了十数种以“国学”为名的期刊。如北大的《国故》、《国学季刊》、《国学月刊》、《国学周刊》；北京述学社的《国学月报》；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国学论丛》；北平中国大学的《国学丛编》等。在上海，有国学昌明社的《国学杂志》；国学研究会的《国学辑林》；大东书局出版的《国学月刊》等。京、沪之外，以宋育仁为会长的四川国学会在20年代初印行《国学月刊》；南京东南大学、南京高师的国学研究会出版了《国学丛刊》；厦门大学有《国学专刊》； 至30年代，江苏的苏州、无锡等中小城市也有国学机构和刊物。
这些刊物思想倾向不同，以经、史、子、集为学术重心的面貌则无大异。上海大东书局的《国学月刊》，英文名为Sinologists’Monthly，本意泛指整理个“中国学”或“汉学”。然而，该刊发表的论著仍不出四部范围。北大的《国学季刊》虽刊载与“国学”相关的东方语言、印度宗教哲学内容，重心仍在“四部”。福建的《国学专刊》、成都的《国学月刊》与此类似。南的《国学丛刊》第二期发下陆续刊发小学、经学、诸子、史学、文学等专号。另一方面，30年代以后，“国学”概念也出现“泛化”情形，有些研究机构或刊物甚至把西学门类纳入“国学”。这已背离“中国传统学术”的实质，最终使“国学”分解于现代学术门类之中。除了学术转型、发展的因素之外，概念“泛化”一定程度导致“国学”的解体或消亡。而继续存在的无锡国学专门学校、章氏国学讲习会仍以四部为重心。
综上所述，尽管人们的认识不同，但20世纪早期“国学”的实质和基本内涵并无根本改变。它不是漫无边际，而是指中国传统学术，主要研究内容则是源远流长的经、史、子、集。无论采取考证训释的传统方法，还是采纳西方思想和方法，都与“国学”没有冲突。但如果完全背离其本质和重心，则必然导致“国学”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