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啸:我看《诗经》《楚辞》

    《诗经》和《楚辞》,毫无疑问,不仅是中国诗歌史,也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两座无可企及的高峰,它们的产生、流传和影响,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部诗歌作品能够与它们相比。

    人们一说起《诗经》和《楚辞》 ,似乎马上会联想到它们的典型表现特征——前者的写实和后者的浪漫,确实,这两部作品的这二种特点,代表了它们的总体风格,也影响波及了后世百代的文人及其文学创作,为此,笔者概括这两部作品的总体特征为:《诗经》——写真,《楚辞》——展奇,也就是说,“真”是《诗经》的切实表现,“奇”是《楚辞》的形象展示。

    应该说,《诗经》和《楚辞》的产生虽有先后(前者诞生在西周春秋时期,后者乃是战国时代的产物),但它们均为反映表现中国历史早期时代特征和社会风貌的代表作品,是毫无疑问的,它们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源头,是中国早期文学的两座高峰。两部作品的内容,典型而又生动地显现了中国上古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文学、艺术等的风貌和特点,透过两部作品文字记载的表象,后世人们能够很好地窥见上古时代中国社会全貌,清楚地了解中国早期人们的思想、情感、理想追求、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两部诗歌作品堪称中国上古时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其中《楚辞》中的屈原作品,更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形象记录,它精心塑造了一位毕生为追求人格理想的完美实现而不惜以身殉理想的楷模,对后世士大夫文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们不妨将眼光放广远些,在世界范围的上古时代,表现各国各地区人们生存和生活状貌的文学作品,据现存文字记载,和中国的《诗经》《楚辞》一样,也有许多诗歌(包括民歌、歌谣)作品,这些作品有:古巴比伦的创世神话诗《埃努玛·埃立什》、史诗《吉尔伽美什》,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伊里亚特》,古印度的史诗《梨俱吠陀》,古埃及的赞美诗《亡灵书》等,它们无不是本民族早期生存、生活、祈祷和赞美的形象生动记录,它们和《诗经》《楚辞》一样,在早期的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反映表现了上古时期人们的生存和生活状貌,体现了人们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和追求。不过,相比之下,笔者以为,它们之间有一点非常不同,那就是,中国的《诗经》和《楚辞》,由于中国独特的历史和儒家文化传统,诗章留给后世更多的是“诗言志”,是诗人的发愤抒情——为追求理想目标的实现而孜孜不倦的追求与奋斗,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诗歌,在这一早期历史阶段,多的乃是对神和上帝的赞美与祈祷、对大自然的歌颂和祈求、对人类与大自然搏斗的真实记录,这显示了中国迥异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独有的文化传统风格和早期审美意识,这大概也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典型体现(从地理位置看,古巴比伦、古希腊、古埃及,均可理解为是中国的西方,古印度虽位居东方亚洲,但对中国而言,也可说是在西边,故历史上称其为“西天”,因而他们可谓共同代表了早期的西方)。

    其实,《诗经》和《楚辞》的价值和影响已经早不局限于中国了,它们已经并将进一步走向世界——在东亚的日本、朝韩,这种影响自不待言,因为日本和朝鲜韩国本身属于东亚汉文化圈,《诗经》和《楚辞》在他们各自国家的文化历史上,已或多或少化为了其本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融入了中国文化元素的东亚文化的重要成分,这点,不仅中国人这麽看,连他们本国民众也并不否认(少数与中国不友好的人士可能不承认这个事实)。而在欧美地区,这种影响也已存在,不光是欧美地区内的华人生活区域(唐人街),即使西方人聚居的地区,儒家文化的因子也已伴随他们的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传媒工具,有所扩散或影响,尽管眼下这种影响或许还没得到更多欧美人士的承认。不过,可以相信,伴随着《诗经》《楚辞》等中国文化典籍的继续传播,以及其在世界范围尤其欧美地区的进一步流传——或翻译、或介绍、或评论、或研究,中国文化的走向世界以及其在世界范围的客观影响力,一定会越来越成为一种引发世界各国人士广泛瞩目的文化现象。

    可以相信,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一定会更大程度的持续碰撞与融合,包括《诗经》《楚辞》在内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经典,一定会愈来愈在全世界显示其蓬勃不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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