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说秦汉史》:独尊儒术

    编者按

    去年9月3日,本刊曾经选登龚延明先生八卷本《诗说中国史》之《诗说先秦史》卷中的一首《百家争鸣》,引发了很多读者的阅读热情。近日,龚先生正潜心于《诗说秦汉史》的创作。其中一节《独尊儒术》刚刚新鲜出炉。我们不妨先睹为快。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董仲舒、公孙弘皆中第。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于汉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一文化思想的政策,开辟了此后二千余年尊孔、尊儒的漫长历史。

    刘彻十六岁,登基坐皇位。  年少风华茂,高瞻富雄才。

    承无为之治,国富有余财。  然相权逞强,军事弱于外。

    叱咤掀风雷,思欲大有为。  建元初上台,即欲用儒才。

    下诏举贤良,丞相奏上来: “韩非与苏秦,商鞅申不害,

    其言乱国政,举士不可采。”  武帝善其言,用儒门敞开。[1]

    太后崇黄老,守旧循无为。  菲薄《五经》书,与武帝相背。

    副丞相赵绾,郎中令王臧,   儒者复周礼,欲建立明堂。

    惧太后干政,将此议推翻。  于是同上奏,请太后撤帘。

    意在张儒学,黄老且靠边。  窦太后大怒,百官吓破胆。

    武帝没奈何,二人入牢监。  狱中赐自裁,连及丞相免。

    为推行儒学,所付代价昂。  汉代尊儒学,先行者绾、臧。[2]

    [1]《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2]《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秋七月……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应劭注曰:“礼,妇人不预政事,时帝已自躬省万机。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黄老术,非薄《五经》。因欲绝奏事太后,太后怒,故杀。”《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之士。”

    建元五年春,武帝已亲政。  太后垂垂老,阻力已减轻。

    “置五经博士”,尊儒未停顿。[3] 建元六年夏,太皇太后崩。

    次年改元光,儒学大发光。  五月举贤良,志在“配三王”。[4]

    大儒董仲舒,“三策”动皇上。 董仲舒,广川人。

    从小治《春秋》,师从胡毋生。 齐鲁之大儒,《春秋》覃研精。

    “三年不窥园”,学习极专心。 进退之举止,非礼而不行。

    后来竟居上,其学超先生。  景帝时博士,景帝重刑名。

    儒者不得用,仲舒久埋名。  设帐讲《春秋》,燕赵名声振。

    一传至三传,学士皆师尊。  士子遇时奋,机会终来临。

    汉武展雄心,欲比古圣人。  治国用儒术,兴礼彰《六经》。

    天子亲制策,为国选精英。  首策求天命,“问天人之应”。[5]

    仲舒上对策,阐“天人感应”:  “观天人相与,事甚可畏敬!

    国家有失道,天灾以示警。  天之仁爱君,以此见天心。”[6]

    为君不畏臣,假天以示警。  仲舒感应说,意岂在迷信?

    [3]《汉书·武帝纪》:“(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

    [4]《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曰:‘……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5]《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

    [6]《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制曰:‘……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未烛厥理。……’仲舒对曰:‘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三策求治道:“夫三王之教,  或谓皆有失,或言永久道。

    事关乎世务,问可法之道。”[7]  董仲舒对策:“原三王之道,

    其始承三圣,其本则尧道。  虽有改制名,实从未变道。

    天不变,道也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

    无失德之政,始终守一道。  故不言‘损益’,所守乃同道。

    夏殷周三代,有‘损益’之教: 治世继王道,乱世则变道。[8]

    孔子言《为政》,意在遵王道。[9] ‘《春秋》大一统’,旨在扬王道。

    汉继大乱后,一统未达到。  何以至于此?当今师异道,

    百家殊乖方,指意不同调。  人言言异论,不知听谁好。

    上难持一统,下行则乱套。  必罢黜百家,方能绝其道。

    行独尊儒术,邪辟之说消!”[10] 武帝善其策,儒学成国教。

    孔丘丧家犬,升为国之宝。  法定地位立,从此不动摇。

    [7]《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天子复册之。制曰:‘……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

    [8]《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

    [9]《论语·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10]《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政治与文化,统一相协调。  中央务集权,开边拓外交。

    太学传《六经》,儒家当“博导”。 博士公孙弘,平步入云霄。

    布衣为宰相,儒学风向标。[11]   举国重儒学,武帝是总导。[12]

    仲舒理论家,确立新儒教。[13]    三纲五常兴,大行孔子道。

    中华大一统,观念牢又牢。  仁义礼智信,东亚捧圭皋。

    中华之文化,构建在汉朝!  大汉之鼎盛,儒家有功劳!

    [11]《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传》:“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时上方兴功业,屡举贤良,弘自见为举首,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然其性意忌……杀主郾父、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

    [12]《汉书·武帝纪》:“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有三代之风。”

    [13]《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赞曰:……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有所统一,为群儒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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