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之心与忧患意识

    “对人民常怀敬畏之心,”这是一句值得铭记的提点;时刻保持忧患意识,这是自古有识之士的共同选择。中国的历史文化不像西方社会那样衍生出了对人格神的宗教崇拜,而是培养出了对群体实践的敬畏之心和对现实社会的忧患意识。敬畏之心和忧患意识,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直主导和支配着中国历史发展和演进的主流。直至今日,仍然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现实意义。

天命与人事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天命”、“天道”虽然总是代表着最深沉的高级信仰,但这种信仰却没有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引向宗教,而是转向了鲜活丰富的现实世界,突出了“人文”和“民生”,即依靠人,为了人,寻求真正属于人的意义,建立起真正属于人的文明。天命固然玄秘,但恪尽“人事”就能倾听天命,正所谓“尽人事而知天命”;“天道”虽然高远,但遵循“人道”就能参悟“天道”,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孔子说自己有“三畏”,排在首位的就是“畏天命”。但孔子从来都不直言“天命”,仅是教导人们要对世间的人和事给予最大程度的关注。在他看来,直言就是空谈,而空谈,就会让人丧失属于自己的力量。天命就在世间,何必四处寻觅?谈天论地,评鬼论神,只能离“天命”越来越远。正因为此,孔子对鬼神避而不谈,“敬而远之”。其实,孔子何尝不关注鬼神?他不能容忍的是脱离开人自身无关痛痒地谈论看不见、摸不着的鬼神,更不能容忍以临时“抱佛脚”的态度仅把鬼神看作避祸祈福的对象。

    道德丧失,才去求助神灵,缺少知谋,才去占卜命运。这是孔子一直坚持的观点。在孔子看来,这一点在历史上是有深刻教训的。殷商就是一个过于迷信鬼神的朝代。殷人认为,他们之所以能有天下,是因为神灵的安排;他们之所以能够永享特权,是因为逝去祖先的保佑。于是,他们胡作非为,荒淫无度,还天真地以为高枕无忧。商朝后期,纣王无道,致使众叛亲离,民心不附。而此时,身为诸侯的周文王却在西岐“阴修德行善”,联络各路诸侯,暗中积蓄力量,势力不断壮大。危难之际,纣王却有恃无恐。当大臣祖伊将文王的活动告知纣王时,纣王满不在乎,还嚣张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史记·殷本纪》)我的王位是老天封的,这种命运谁又有本事改变呢?

    结果可想而知。公元前1046年初,周武王率大军长途远征,讨伐商纣王,纣王也发兵七十万抵抗。可是,“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商纣军队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投降,正是因为商纣已失去民心,丧失了为政的德行。而这恰恰是国家兴亡的关键。

    德即得,有德才能得;无德则无得。这是后来周王朝在殷商灭亡中得出的结论。对一个国家而言,“德”指向的正是人心,而不是鬼神。“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正因为“皇天无亲”,所以才需要对人民存有敬畏之心,为政以德。同样,正因为“民心无常”,才需要对世事抱有忧患意识,时刻慎惕,为民造福。

内圣与外王

    按古人的解释,“德”是个“个人”和“社会”相统一的概念。对个人而言,“德”是一种品质。对国家社稷来讲,修德能够德化天下,是社会稳定、维护政权的需要。而“为政以德”,就是要把自己内在的良好品质外化到政治实践中。而这一过程,就是古人孜孜以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路。

    君子之德风。“德”能够像风一样四处扩散,像春雨一样润物无声。一君子有德,慢慢地就可以感染千万人。孔子曾比喻说: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着它。这是一种精神的力量,非强制和压迫所能及。正如天气大旱,禾苗将死,此时的你无论花费多少力气灌溉浇水都不可能尽如人意。可是,一旦春风化雨,天降甘露,立即就会生机盎然,绿色一片。春秋时期,孟子就曾经用这个道理来劝导魏襄王注重德化:“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禾苗一旦受到雨水的滋润,生机顿起,岂是人力所能奏效?治理国家也是一样,一旦德行蔚然成风,所到之处,必然也是所向披靡,无恶不化。

    解放战争时期,很多外国记者到解放军队伍中来采访,他们最犯愁的一件事就是无法分辨共产党军队的军官和士兵,因为他们穿的军装、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而国民党军队的多数高级将领身边都跟着一个副官,有的副官手里还拎着一个箱子,箱子里装满了金条。当时,解放军有60万人,但支援前线的老百姓却有590万。山西临猗有位农民推着手推车,千里迢迢,只为把两发炮弹送上前线。这正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难怪陈毅元帅后来总结淮海战役时说:淮海战役是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就这样,中国共产党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赢得了广大农民的心;以让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方式,赢得了工人阶级的心;以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主张,赢得了各民主党派的心;以团结各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方式,赢取了各族人民的心……最终,中国共产党凭着“解放全中国,让人民当家做主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德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心,继而赢取了天下。

    得人心者得天下。五千年来,这一历史规律总是以冷峻的面孔审视着世间百态,宣示着其无法撼动的尊严和威力。

道心与人心

    前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与民主党派人士座谈时,谈到了毛主席和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总书记指出,毛主席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谈话在今天看来仍是警示。这个历史周期律是什么?就是治后又乱,乱后又治,“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而复始。当黄炎培问及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毛主席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习总书记今天重提“历史周期律”,就是要提醒全党警醒起来,下大力气解决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和官僚主义等问题,以更加求真务实的作风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尚书》中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之所以是危险的,是因为它稍有不慎就会走向堕落。道心之所以是微妙的,是因为人若没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它就会隐而不显。正因如此,在历史上的各朝各代中,虽然认识到人心向背这个道理的政权不乏其数,但能够自觉地体察民意、顺应民情、关注民生的政权却少之又少。归根到底,就是缺乏忧患意识,没有绷紧“历史周期律”这根弦。

    战国时期,韩非子曾劝诫秦始皇说:“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可惜,秦始皇不听其言,使得大秦帝国仅仅存活了15年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在初唐时期,太宗李世民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时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也说“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只在人心背离。水能载船也能翻船,所以应该保持高度谨慎。正因为此,历史上的唐太宗保持了高度的自省精神和忧患意识,真正做到了“安定之时不敢忘危急,太平之时不敢亡祸乱”。他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唯才是举,与民休息,最终使初唐成为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盛世,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一个植根人民、造福人民的政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一个居安思危、勇于进取的政权才能保持生机和活力。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面对发生着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总书记的那一句“全党必须警醒起来”,真可谓醍醐灌顶、振聋发聩。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自省、自觉的忧患意识,“敬畏人民”的价值取向,定能让从人民中走来的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律”,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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