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诤言俞平伯

    朱自清与俞平伯,是两位相交甚深,情谊绵长的友人。他们结识于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之后信函不断,探讨人生,共办《诗》刊,相互唱和。1923年8月,两人结伴漫游南京秦淮河,并相约为文。由此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两篇异彩纷呈,题目相同的名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朱自清后来终生服务“清华”,便是缘于俞平伯和胡适的举荐。之后两人长期在清华任教,彼此往来,不绝如缕……

    1937年,抗日烽烟燃起。朱自清随“清华”师生南下。俞平伯当时劝朱自清留在北平等待观察一段时间,认为目前南下并不明智,因为南方局势不平静,亦难以找到工作(其时正酝酿由“清华”、“北大”、“南开”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俞平伯看来,北平在不久的将来也许是最安全的地方。或者正是基于此认识,俞平伯后来果然以“亲老”为由不曾远离,遂留在失陷的北平苦守。朱自清便将自己不能带走的书报之类,搁在俞平伯处,两位友人便有了八年的分离。

    在这段时间,因为苦守,俞平伯生活异常艰苦,但他识得“轻重”,故只在和日本人没有什么瓜葛、薪水微薄的私立中国大学任教。可其间曾两度遭窃,衣物丢失殆尽,境况颇为困窘。后来甚至不得不将家中旧物标价售卖,把他们曾极风雅的“古槐书屋”变为货场,大学者的俞平伯还亲自上阵,在一旁充当记账伙计……

    人地虽然两隔,可朱自清,却时时挂牵身处险境的俞平伯。北平沦陷后,一些文人竟出任伪职。这之中,以在文坛极为著名的周作人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大。俞平伯与周作人,关系在朋友及门人之间,彼此可称至交。身在昆明的朱自清,对俞平伯与周作人的关系,自然十分了解,因此,他十分担心,周作人对俞平伯会有不好的影响。

    抵达昆明后,朱自清仍时常与俞平伯通信,相互慰藉,当然有支持之意。不久,朱自清以自己与俞平伯的交往为内容,写出三首七律:《寄怀平伯北平》。这几首诗,潜台词丰富,值得一读:

    思君直溯论交始,  

    明圣湖边两少年。

    刻意作诗新律吕,  

    随时结伴小游仙。

    桨声打彻秦淮水,  

    浪影看浮瀛海船。

    等是分襟今昔异,  

    念家山破梦成烟!

    此首对自己与俞平伯的交往进行了回溯,将当时的少年意气,情景交融地写了出来。这种记忆,能够使人心存光明、理想,使人不被恶环境影响或屈服。此诗此刻写来,当然并非文人雅士平素酬唱的一般意味。

    延誉凭君列上庠,  

    古槐书屋久彷徉。

    斜阳远巷人踪少,  

    夜雨昏灯意絮长。

    西郊移居邻有德,  

    南园共食水相忘。

    平生爱我君为最,  

    不上津梁百一方。

    前面说了,朱自清到“清华”任教,得自俞平伯和胡适的举荐。此诗第一句就表达了对俞平伯的感念。“古槐书屋”是俞平伯的家居名,也是他们到北平后常常一起在“夜雨昏灯”下意绪绵长的共话之处;第六句朱自清有注:“君移居清华园南园,余日往就食。”当俞平伯住进清华园后,他所居“南园”就成了朱自清常常去吃饭的地方。这是怎样一种非同一般的关系呵。

    忽看烽燧漫天开,  

    如鲫群贤南渡来。

    亲老一身娱定省,  

    庭空三径掩莓苔。

    经年兀兀仍孤诣,  

    举世茫茫有百哀。

    引领朔风知劲草,  

    何当执手话沉灰!

    这是其中的第三首,写出了朱自清对俞平伯现状的体会:虽举世茫茫,可俞仍“兀兀孤诣”(此句俞平伯非常领受,之后写文章时还特别引述出)。欣赏朋友目前的清操自持:“引领朔风知劲草”。最后以期待之后相见结句,给人以朋友间深情厚谊的特别感受。当然,朱自清这些寄给俞平伯的诗作,未尝不含有希望友人保持“清操”的深切意味。

    但是,事情终于发生了一些变化。1943年前后,北平的几家与周作人有密切联系,有敌伪背景的《华北作家月报》、《艺文杂志》、《文学集刊》等杂志,陆续刊出了俞平伯的文章。尤其初创的《艺文杂志》,连续密集地发表俞平伯的多篇文字。这本杂志,是当时出任伪职的周作人主持。杂志的“发刊辞”说:“这个艺文杂志,社里既无所谓同人,社外亦无所谓同人。凡有兴趣写作的人,肯帮忙稿件的,在篇幅许可的条件之下,我们是极愿意——不,我们都有给发表之义务的。”由此想来,写稿的人不会太多。不是不能,而是不愿。

    该杂志虽发表小说、诗歌,但以读书随笔、古典文学研究笔记为多,这就显现了主持者周作人的风味。这种文字,俞平伯颇为擅长,所以,该杂志前七期里,俞平伯文章就发表有六篇之多。从杂志主持人看,这显然是周作人向俞平伯约稿的结果。可有意味的是,此之后,一直到1945年这份杂志终刊,俞平伯再未在该刊物上发表任何文字。这其中,与朱自清千里之外的函“诤”大有关系。

    从《艺文杂志》等刊物发表的俞平伯几篇文字看,与政治时局,并没有什么干系。其中有词曲研读心得,如《词曲同异浅说》、《谈〈西厢记·哭宴〉》等;有对人生的感想之类,如《独语》……可是,远在昆明的朱自清知道俞平伯在这样有不佳背景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后,马上千里驰书,力劝俞平伯不要这样做。接到来函,俞平伯先并没有觉着多么紧要,在复信时,不好将事情说得太死,只含糊地说,自己并不想多作,只是“情面难却”,“偶尔敷衍而已”云云。

    但是,在朱自清看来,这不是发表文章的内容或形式问题,而是不能发表,不能沾染有敌伪背景杂志的原则问题。所以,在收到俞平伯含糊回答的信函后,朱自清立即于1943年11月22日,再致长函一封,先谈及近况,再阐明自己态度:

    弟离家二年,天涯已惯,然亦时时不免有情也。在此只教读不管行政。然迩来风气,不在位即同下僚,时有忧谗畏讥之感,幸弟尚能看开。在此大时代中,更不应论此等小事;只埋首研读尽其在我而已。所苦时光似驶,索稿者多,为生活所迫,势须应酬,读书之暇因而不多。又根抵浅,记忆差,此则常以为恨者,加之健康渐不如前,胃疾常作,精力锐减。弟素非悲观,然亦偶尔慄慄自惧。天地不仁,仍只有尽其在我耳。前曾拟作一首,只成二句曰:“来日大难常语耳,今宵百诵梦魂惊”,可知其心境也。

    这封信,透露出朱自清当时许多境况。信中的多数话,都是只能给最亲近的友人才说的。这我们先不去仔细分析,可也许正因为有这么深的关系垫底,同时也让俞平伯知道大后方的学人们在如此艰苦条件下的撑持,朱自清才在信的后面,对俞平伯前封信的含糊态度,予以驳回:“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

    接到信,看到这样的口吻,深知朱自清谦和为人的俞平伯深切体会到:“他是急了!非见爱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这封信,让俞平伯极为感动。在朱自清逝世后,俞平伯重读此函,更万分难过。他以为,朱自清话虽说得激切,可不是深爱之友,如何说得出?

    朱自清的努力发挥了作用。仅从《艺文杂志》看去,创刊前几期,俞平伯发表文章频繁,但自此而后,直到此杂志终刊,俞平伯再未在上面(包括其他相应杂志)发表任何文字。割裂之绝,真正义无返顾。由此再读朱自清的来函,其中的严正诤言,正是俞平伯能做出此等反应的重要因素。

    其实,朱自清对俞平伯的评述,还不仅这一次。先前在文字中就表现过,不过俞平伯知道得比较晚一些罢了。那是在他们俩已经交往过数年后的1924年9月,当时军阀战争,江浙大战爆发,俞平伯带着较为悠闲的态度,写出一篇《义战》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后,朱自清读到了,很不满意,便在其发表的文章边上,作了这样一些批语:“前两日读《申报》时评及《自由谈》,总觉得他们对于战事,好似外国人一般,偏有许多闲情逸致,说些不关痛痒的,或准幸灾乐祸的话!我深以为恨!昨阅平伯《义战》一文,不幸也有这种态度!他文中颇有掉弄文笔之处,将两边一笔抹杀。抹杀原不要紧,但说话何徐徐尔!他所立义与不义的标准,虽有可议,但亦非全无理由。而态度亦闲闲出之,遂觉说风凉话一般,毫不恳切,只增反感而已。”

    对于俞平伯能够写出这类文字,朱自清做了一点分析:“我以为这种态度,亦缘各人秉性和环境,不可勉强;但同情之薄,则无待言。其故由于后天者为尤多。因如平伯,幼娇养,罕接人事,自私之心,遂有加无已。”由于这样的先天及后天的缘故,类似俞平伯这样的学人:“为人说话,自然就不切实了。”联想到自己,朱自清说:“我呢,年来牵于家累,也几有同感!所以‘到民间去’,‘到青年中去’,现在我们真是十分紧要!若是真不能如此,我想亦有一法,便是‘沉默’。虽有这种态度,而不向人言论,不以笔属文,庶不至引起人的反感,或使人转灰其进取之心;这是无论如何,现在的我们所能做的。”

    不能做到为社会进步贡献,也不去用不关痛痒甚至幸灾乐祸的风凉话加以讥讽,最低一步,你还可以保持“沉默”。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朱自清对友人俞平伯的撰文表示了批评意见。这段批语,俞平伯读到也有些偶然。抗战中间,大家经济陷入困难,远在昆明的朱自清便请在北平的俞平伯将自己存放在他家的书报卖掉,用那点有限的钱接济扬州老家家人。收拾这批旧报纸时,俞平伯读到了朱自清在自己发表文章边上的批语。批语虽犀利(“幼娇养,罕接人事,自私之心,遂有加无已。”引人“反感”云云),却是一片真诚,俞平伯当然体会得出。所以,在朱自清逝世后,他十分感念地谈到了这件事:“会得佩弦(按:朱自清字)昔年评语,却是一种盛缘,反若不忍遽弃。这本是他私人所记,当时亦未出此相示。今我却在他存我处的书堆里无意中瞥见之,似拆人私信一般,深觉惭愧。词虽峻绝,而语长心重,对自己,对朋友,对人间都是这般严肃。拜良友之箴规于蟫蠹灰烬之余,斯非大奇欤!”

    真正友人之间交往,是能够接受良言和“诤言”的。朱自清与俞平伯,就属于这类少数的真正友人。抗战结束,朱自清回到北平的第二天,便赶着去看望俞平伯。几天后,俞平伯特别设宴,招待朱自清。之后经常互访,并同时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彼此清和如故。朱自清患病危重之际,俞平伯赶往医院看望……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病逝世,时年仅51岁。消息传来,俞平伯十分感伤。他与“北大”、“清华”教师学生一起前往医院送别,并担任《朱自清全集》编委会编委……当时报刊,俞平伯发表的悼念文章有数篇之多。追悼大会,他送去一副挽联:

    三益愧君多,讲舍殷勤,独溯流尘悲往事;

    卅年怜我久,家山寥落,谁捐微力慰人群。

    联中“三益”者,典出《论语》:“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由上面典故生发,俞平伯认为,益者三友中,“直”字可解为耿直。这在友人间,殊为难得。而“佩弦于我洵无愧矣”。不久,《中建》半月刊约稿,俞平伯虽由于老友病逝,“情怀恶劣,心眼迷茫”,可谊不可辞。他便以朱自清驰函力劝自己不为某些杂志写稿之事,写出一篇虽仅一点,但见大节的纪念文章《诤友》。其中有这样的话:

    这些诤议还涉多闻,真的直言,必关行谊。记北平沦陷期间,颇有款门拉稿者,我本无意写作,情面难却,酬以短篇,后来不知怎的,被在昆明的他知道了。他来信劝我不要在此间的刊物上发表文字……现在重检遗翰,使我如何的难过,均不待言。我想后来的人,读到这里,也总会得感动的……

    俞平伯与朱自清,相交数十年,相互关爱(朱自清赠俞平伯诗有“平生爱我君为最”的句子),历事颇多,可俞平伯的纪念文章,却从朱自清对自己的“诤言”落笔,可见那一代学人,对名节的注重。不仅朱自清,俞平伯亦同样。否则他就不会那么轻易放弃写些不涉时局的稿子,换些稿酬,以贴补家用。虽有朱自清的诤言,他也可以含糊敷衍的。他终于没有。可见事关大节,他心里是掂得出轻重的。在俞平伯,有朱自清这样的“诤友”,也是一生难得。这使他即使到晚年,友人去世多年后的1974年,还念念难忘。这一年12月28日,他写给同是朱自清老友的叶圣陶一封信:“人事倥偬,瞬将改岁发新,黎旦烛下作此书,忆及佩弦在杭州第一师范所作新诗耳。”叶圣陶由此启迪,写出一首悼念朱自清词作《兰陵王》。这首词,因俞平伯起,所以叶、俞二人书信往来,讨论多次,几乎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完成。不用说,其中寄予了俞平伯对朱自清长久的、深切的情感。

    1977年,俞平伯作一首回顾一生的长诗《重圆花烛歌》。纪到抗战时期,有这样四句:

    奈何家国衰兴里,

    兀自关心全一己。

    莱妇偕承定省欢,   

    朔风劲草良朋意。

    此几句全与朱自清从昆明寄赠的诗相关。这“良朋意”,自然就是朱自清的情谊了。

    朱自清,给人是那么谦谨内敛的印象,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便“急了”,即使老友,亦以恳切又严正言辞待之。他之成为民主战士,由此小事可见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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