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第9期（1994年2月）

董事長致詞

　　深圳南亞實業集團（籌）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全民所有制原型為基貌、成功地進行著所有制改造，並向中國扶貧基金會捐贈2000萬元人民幣值資產，而由中國扶貧基金會以此持股和控股的公司。

　　公司同仁明白，經濟要發展，首先要有先進的推動經濟發展的創造性動力和推動科學發展的哲學思想。中華民族正面臨著怎樣用東方文化與現代科學結合，解決人類追求富裕和實蜆富裕以後的信仰危機、道德危機、是非界定危機的轉折關頭，這是當今企業文化最深刻、最重要的內涵。

　　經濟和文化是人類生命的兩翼。二者相得益彰，稍偏則覆。我們嘗有一自覺有趣的“企業管道說”，認為：生之為人，帶著企望、貪圖（多以建立功業為目標）在“舉踵也”之後，即進入了人生的一段管道。這管道的上沿是成功，下沿是失敗光滑的管壁愁於攀緣。失敗固然沮喪：成功呢?實證的體驗來說，更多的是一段過程走完的迷茫和新過程未開始的困擾。而在其間人們又在幹什麼呢?在為了得到而處心積慮，擔心失去而憂心忡忡。人生如斯，生命則在此扭曲，人格則在此分裂，物質創造的動力則在此衰退。經濟也因精神動力的衰退而進展遲緩。因之，經濟的衰退，終究是哲學的衰退，文化的衰退。

　　如何能讓人類在失敗中不那麼沮喪，在成功中不那麼失望。成功、失敗之間，能夠“得之不甚喜，失之不甚憂”，讓生命踏著穩健的物質創造步伐前進，這是一代文化人的神聖使命。

　　為此，我們寄希望於東方中華文化在21世紀為振興現代經濟與現代文化的歷史嬗變中扮演重要角色。害希望於《中國文化》在已有國際聲譽的基礎上，更加深入，直指人心。乃加盟本刊，與之合營，此之謂也。

謝永健

一九九三年三月六日

編　　後

　　我們很高興在本期“中國文化研究的檢討與展望”專欄，刊出周策縱和季羡林兩位教授的文章。周文從檢討“中體西用”說的起源和初義入手，改自己過去提出的“中西為體，中西為用”為“中外為體，中外為用”，認為以此作為觀察點來討論中外文化問題最恰當不過。季文圍繞“天人合一”思想在材料上有新的補充，並與持不同意見者進行了辯難，內容涉及西方科學技術的副作用問題、東西方文化的融合暨西方向東方學習問題、綜合的思維模式與分析的思維模式等問題。結論是“天人合一”思想是東方思想的精華；展望未來。只有東方的“天人合一”思想才能够拯救人類。

　　本刊在1991年第四期刊出的錢穆先生最後一篇、文章《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對“天人合一”思想給以極高的評價，提升到“中國文化思想的總根源”，認為“一切中國文化思想都可歸宿到這一個觀念上”。季羡林先生非讚賞錢穆先生這篇文章。在先此一篇文章中曾全文加以徵引。而周策縱先生把自己的主張由“中西為體，中西為用”改為“中外為體，中外為用”，也是想突顯東方文化對人類未來的作用。這一期刊出的本刊主編與陳方正博士的訪談，同樣涉及到了這方面的內容。因此，本刊擬圍繞這些有關的問題展開一次深入的討論，歡迎居處在各種不同文化環境的學界朋友暢敍己見，我們願為此提供充分的篇幅。

　　 今年是1993年，上溯100年為1893年，當時的中國因挑戰與回應的劇烈衝突而顛簸動蕩，學術上則處於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衍化的轉捩點。一大批中國現代學人誕生於此一時期，梁漱溟、顧頡剛、湯用彤、范文瀾、洪煨蓮、張申甫、郭紹虞都是在1893年出生的。馬一浮生於1883年，今年是他的110週年誕辰。為了紀念，我們特在“現代文化現象”專欄發表兩篇關於馬一浮的專論，以及湯一介先生撰寫的緬懷其尊人的文章。范兵先生的《馬一浮與儒學文化體系的重建》，是我們所見到的搜集蠲叟的資料最為齊全的研究論文，全篇六萬字，這裹選刊其中的四節以饗讀者。  

　　王世襄先生的《獾狗篇》是繼上一期《秋蟲六憶》之後，撰寫的又一篇關於舊京風俗的文章。亦莊亦諧，煞是有趣。下一期我們還要刊載他的《蒼鷹篇》，這裹先作一個預告。

1993年lO月5日校罷本期清樣謹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