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第24期（2007年春季号）

學人寄語

　　最近幾年，我注意到整個華人學術界有一種新的發展：愈來愈緊、愈來愈機械化的指針及評量機制，這一個制度由自然科學吹到社會科學，現在又吹向人文學科。

　　首先，我必須强調，我贊成健康的學術評量標准，不過，人文學科有其特質，必須摸索出一套合適的機制，輕率地移用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標准會產生無窮的流弊。我想先在這裹提出幾點：

　　一、人文學科不適用SSCI的指針。SSCI是社會科學徵引數據庫，收入數據庫的期刊數目固定，以英文刊物為主。這個指針是綰社會科學使用的，人文有很少數領域會有一些期刊收在裏面，但决不是主體。所以千萬不能以是否有SSCI論文來要求人文學者。

　　二、人文學科也不一定適用AHCI。如果我的記憶没錯，AHCI數據庫不全是純學術的，其中包含許多藝術、表演方面的刊物，在西方，我從未聽說有人認真把它當作一個學術研究的指針。

　　三、在人文領域，專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表現方式，切勿因為過度重視論文而忽略了專書的重要性。　　

　　四、在人文研究中，能形成團隊固然可喜。但是不應該勉强拼凑成軍。個人“單打獨鬥”的工作方式仍然很重要。　

　　五、人文研究需要時間，最為寶貴的也是時間，但近些年來學術社群往往忽略了這一點，以不必要的活動或文書作業取代了真正有生機的研究工作。

　　不恰當的指針悄悄上臺，一開始可能不怎么受人注意，最後却往往形成韋伯（Max Weber）所說的“鐵籠”（iron cage）不可不慎！

王汎森　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教授

2007年4月

编　後

　　寫作本期編後的時候，編者播放的背景音樂恰好是斯特勞斯圓美到讓人一再要忍不住生出微笑與安穩來拈花一般的《春之聲》。

　　聲音之美，乃在能和：金聲玉振，琴瑟友之；出妙聲音，若天若人。在《春秋左氏傳》中，晏嬰與齊侯之間關於“和”與“同”已經有過相當精彩清晰的分梳：“和，如羹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這段話要說的，其實也就是《國語·鄭語》中史伯“以它平它謂之和”、“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之謂也。君不聞《國語·周語》乎？“細大不逾曰平”。尚和不齊平、求同不伐異，無乃云乎可？大哉斯言。

　　本期《中國文化》開篇即不平淡。余英時先生在2006年克盧格人文終身成就獎頒布典禮上的演說雍容大雅，旨在申說其對中國文史之學的探索心得，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基本的重叠與共識畢竟很多，這普世的價值與人類的尊嚴落實下來，就是“道”之為“和”、消除對抗、共享太和。何光滬先生考察中國傳統中的人文精神與宗教精神的關係，認為中國傳統是一個複雜的集合體，不僅只是儒家學說一統天下，而是吸收了一些其它傳統例如印度傳統，例如道家、墨家、法家等傳統；亦提出中國傳統除了具有人文性的一面，還具有非人文性的一面或多面，比如同人文精神形成張力互補的宗教精神。慣會以“古”出“新”的吴小如、卞孝萱兩位先生，以其細膩解讀經典的洞燭幽微與綿密深邃觀畫釋“狗”，程毅中先生探察叙事賦體與小說發展之間的絲聯，小大巨細中讓我們具體見識個性卓越的“古典新義”。

　　楊儒賓先生固執中國傳統之一端，“巫論莊子”，於“道術（已）為天下裂”的“哲學突破”的時代，探索巫文化在莊子思想中所占的分量，認為莊子不但借助巫文化的因素當作他叙述的核心架構，而且莊子思想的核心義也來自於對巫文化源頭的轉化。范子燁先生直面《世說新語》，還原“汝語”之歌，闡釋一位亡國之君的謔詩兒戲。慘烈劇變中的小小花絮也可以考索到起伏跌宕，新亭泣泪抑或童稚妙語都業已湮没在歷史的莊嚴幕布之下。

　　傳統中國人的個性的張揚飽滿而至能强能烈的時期，非有明莫數。邵燕祥先生在不動聲色之夜讀文抄中，却招展了明初帝王“黨同伐異”如何不遺餘力；秦燕春立足晚清返觀晚明，靶心人物如遺民學者顧、黄、王便也從山林到廟堂，成為一個時代舉國上下“想像的共同體”。如此這般，可謂之異代同調，變風變雅。

　　文化之活力，傳統之承續，乃在春與秋其代序，美人芳草兮永錫。桑兵先生史筆如錘，夯實抗戰時期國民黨對北平文教界的組織活動；楊慧林先生娓娓道來，歷數早期教會大學的授課語言及其價值歸宿；鄧曉芒先生再讀康德，洞察20世紀中國啟蒙的困局。從現代到當代，從政策到文心，從語言到思想，均屬和而不同之妙好正音。

　　绝艷能期身後譽，好花原在最繁枝，此為義寧之學當之無愧之歸譽。本期專列“陳寅恪研究”，數辦心香，同一旨規。一代大儒宗師，千秋文章偉業，雖洪鐘大吕歌之吟之，不足表彰其創闢勝解於一葉。

　　集句、燈謎之屬，原是中國傳統文人於詩詞歌賦之外别創的自娱愉人的文學樣式，或狡猾可喜，或小巧别致。程巢父先生細描細繪晚清詩界革命的旗手梁任公的集詞聯，以及新文化運動和白話文運動的宣導者推動者胡適之的集句聯，可謂浮艷即削、古拙自生。王峰先生考索胡適及其同時代人的燈謎創作，亦清秀朗潤、淡雅渾融。

　　至於龔鵬程先生《土默熱紅學》小引，於傳統紅學不啻異調，恰如元宵夜宴、凸碧品笛，樂感别樣，旨趣同歸，正所謂“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之具體而微也。一如其它諸公諸文，亦求同存異之理想、獨立自由之身姿，偽士當去而迷信可存，假設不妨大膽而求證必須小心耳。

　　“來函照登”來新夏先生之“我看國學”，回應上期本刊所發之《論“國學”》，曲終奏雅，不期而遇。是為本期編後。

2007年4月7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