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第4次修订版）

第一章 天文

　　出土这块彩锦的墓葬是一座男女合葬墓，时间为东汉末到魏晋。陪葬品中有一件陶器还带“王”字题记。这件彩锦织物出土时位于弓的旁边，说明它在使用弓的时候是系在射手的前臂上的。锦边缘缝的织物是绢。这块彩锦是五重平纹经锦（使用了蓝、绿、黄、红和白这五种颜色的经线）。锦上织有日月、云朵、孔雀、仙鹤、辟邪和虎的纹样以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

　　这里的“五星”，是先秦所谓的太白、岁星、辰星、荧惑和镇星。在秦汉以后，由于五行说的普及，它们又被称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

　　所谓“中国”，是星占学分野概念里的“中国”，泛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而“中国”之外，就是“西方”、“夷狄”或者“外国”。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古代星占学上很常见的占辞。《史记·天官书》上说：“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在《汉书》、《晋书》、《隋书》、《新唐书》天文志以及《开元占经》里都能见到类似的记载。

　　“五星积于东方”和“五星出东方”是指五大行星在某段时期内，在日出前同时出现在东方。这种天象非常罕见，所以引起古人格外的好奇与重视，把这种天象附会上某种“天意”。比如《文献通考》上就有“周将伐殷，五星聚房”之说。

　　五星聚合一般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出现一次。中国上一次出现聚合（间距<30°）的时间是公元1921年。下一次出现五星聚合的时间则是公元2040年了。

　　因为这件彩锦护膊出土时正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腾飞壮大的时期，而新中国的国旗又是五星红旗，所以人们在不具备相应古代文化知识情况下，从这件护膊上读出的是直白的现代字面意义。这件护膊被定为一级甲等并受到格外的珍视当然也就很好理解。

　　在上古时代，人们把自然看得很神秘，认为整个宇宙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就是帝或上帝。在上古文献里，天和帝常常成为同义词。古人又认为各种自然现象都有它的主持者，人们把它们人格化了，并赋予一定的名字，例如风师谓之飞廉，雨师谓之荓翳（屏翳。葬，读ping；翳，读yi），云师谓之丰隆，13御谓之羲（xi）和，月御谓之望舒（这里是举例性质，见《广雅·释天》），等等，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这些带有神话色彩的名字，为古代作家所沿用，成了古典诗歌辞赋中的辞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生活的国家之一，农业生产要求有准确的农事季节，所以古人观测天象非常精勤，这就促进了古代天文知识的发展。根据现有可信的史料来看，殷商时代的甲骨刻辞早就有了某些星名和13食、月食的记载，《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尔雅》等书有许多关于星宿的叙述和丰富的天象记录，《史记》有《天官书》，《汉书》有《天文志》。我们可以说远在汉代我国的天文知识就已经相当丰富了。

　　古人的天文知识也相当普及。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说：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见《日知录》卷三十“天文”条。“七月流火”见《诗经·豳风·七月》，“三星在户”见《诗经·唐风·绸缪》，“月离于毕”见《诗经·小雅·渐渐之石》，“龙尾伏辰”见《左传·僖公五年》。）

　　我们现在学习古代汉语当然不是系统学习我国古代的天文学，但是了解古书中一些常见的天文基本概念，对于提高阅读古书能力无疑是有帮助的。现在就七政、二十八宿、四象、三垣、十二次、分野等分别加以叙述。

　　古人把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合起来称为七政或七曜（yao）。金木水火土五星是古人实际观测到的五个行星，它们又合起来称为五纬。

　　金星古曰明星，又名太白，因为它光色银白，亮度特强。《诗经》“子兴视夜，明星有烂”（见《诗经·郑风·女曰鸡鸣》），“昏以为期，明星煌煌”（见《诗经·陈风·东门之杨》），都是指金星说的。金星黎明见于东方叫启明，黄昏见于西方叫长庚，所以《诗经》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见《诗经·小雅·大东》）。木星古名岁星，迳（jing）称为岁。古人认为岁星十二年绕天一周，每年行经一个特定的星空区域，并据以纪年（下文谈到十二次和纪年法时还要回到这一点上来）。水星一名辰星，火星古名荧惑，土星古名镇星或填星。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古籍中谈到天象时所说的水并不是指行星中的水星，而是指恒星中的定星（营室，即室宿，主要是飞马座的α、β两星），《左传·庄公二十九年》：“水昏正而栽”，就是一个例子。所说的火也并不是指行星中的火星，而是指恒星中的大火（即心宿，特指心宿二，即天蝎座的α星。《史记·天官书》所说的火，才是指火星（荧惑）），《诗经》“七月流火”，就是一个例子。

　　古人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是以恒星为背景的，这是因为古人觉得恒星相互间的位置恒久不变，可以利用它们做标志来说明日月五星运行所到的位置。经过长期的观测，古人先后选择了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坐标”，称为二十八宿。黄道是古人想像的太阳周年运行的轨道。地球沿着自己的轨道围绕太阳公转，从地球轨道不同的位置上看太阳，则太阳在天球上的投影的位置也不相同。这种视位置的移动叫做太阳的视运动，太阳周年视运动的轨迹就是黄道。这里所说的赤道不是指地球赤道，而是天球赤道，即地球赤道在天球上的投影。星宿这个概念不是指一颗一颗的星星，而是表示邻近的若干个星的集合。古人把比较靠近的若干个星假想地联系起来，给以一个特殊的名称如毕参箕斗等等，后世又名星官。二十八宿指的是：

　　东方苍龙七宿　角亢氐房心尾箕

　　北方玄武七宿　斗牛女虚危室壁

　　西方白虎七宿　奎娄胃昴（mao）毕觜（zi）参

　　南方朱雀七宿　井鬼柳星张翼轸（zhen）

　　东方苍龙、北方玄武（龟蛇）、西方白虎、南方朱雀，这是古人把每一方的七宿联系起来想象成的四种动物形象，叫做四象。

　　以东方苍龙为例，从角宿到箕宿看成为一条龙，角像龙角，氐房像龙身，尾宿即龙尾。再以南方朱雀为例，从井宿到轸宿看成为一只鸟，柳为鸟嘴，星为鸟颈，张为嗉（su），翼为羽翮（he）。这和外国古代把某些星座想象成为某些动物的形象（如大熊、狮子、天蝎等）很相类似。

　　上文说过，古人以恒星为背景来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而二十八宿都是恒星。了解到这一点，那么古书上所说的“月离于毕”、“荧惑守心”、“太白食昴”这一类关于天象的话就不难懂了。（其中《尚书·洪范》伪孔传：“月经于箕则多风，离于毕则多雨。”“荧惑守心”见《论衡·变虚》篇；“太白食昴”见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月离于毕”意思是月亮附丽于毕宿（离，丽也）；“荧惑守心”是说火星居于心宿；“太白食昴”是说金星遮蔽住昴宿。如此而已。苏轼在《前赤壁赋》里写道：“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也是用的二十八宿坐标法。

　　二十八宿不仅是观测日月五星位置的坐标，其中有些星宿还是古人测定岁时季节的观测对象。例如在上古时代，人们认为初昏时参宿在正南方就是春季正月，心宿在正南方就是夏季五月，等等。这是就当时的天象说的。《夏小正》：“正月初昏参中，五月初昏大火中。”

　　古人对于二十八宿是很熟悉的，有些星宿由于星象特殊，引人注目，成了古典诗歌描述的对象。《诗经》“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yi）酒浆”（见《诗经·小雅·大东》），这是指箕宿和斗宿说的。箕斗二宿同出现于南方天空时，箕宿在南，斗宿在北。箕宿四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簸箕形，斗宿六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舀酒的斗形。《诗经》“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户”，则是指参宿而言（此从毛传），因为参宿有耀目的三星连成一线。至于乐府诗里所说的“青龙对道隅”（见《陇西行》），道指黄道，青龙则指整个苍龙七宿了。有的星宿，伴随着动人的神话故事，成为后世作家沿用的典故。脍炙人口的牛郎织女故事不必叙述。（但是织女不是指北方玄武的女宿，而是指天琴座的α星；牛郎也不是指北方玄武的牛宿，而是指天鹰座的仅星，牛郎所牵的牛才是牛宿。）二十八宿中的参心二宿的传说也是常被后人当作典故引用的。《左传·昭公元年》说：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日阏伯，季日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zang），迁阏伯于商丘，主辰（主祀大火），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即心宿）；迁实沈于大夏（晋阳），主参（主祀参星），唐人是因，……故参为晋星（即参宿）。

　　因此后世把兄弟不和睦比喻为参辰或参商。又因为参宿居于西方，心宿居于东方，出没两不相见，所以后世把亲朋久别不能重逢也比喻为参辰或参商。杜甫《赠卫八处士》所说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就是这个意思。

　　随着天文知识的发展，出现了星空分区的观念。古人以上述的角亢氐房心尾箕等二十八个星宿为主体，把黄道赤道附近的一周天按照由西向东的方向分为二十八个不等份。在这个意义上说，二十八宿就意味着二十八个不等份的星空区域了。

　　古代对星空的分区，除二十八宿外，还有所谓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

　　古人在黄河流域常见的北天上空，以北极星为标准，集合周围其他各星，合为一区，名日紫微垣。在紫微垣外，在星张翼轸以北的星区是太微垣；在房心尾箕斗以北的星区是天市垣，这里不一一细说。

　　现在说一说北斗。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七星组成的，古人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像成为古代舀酒的斗形。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组成为斗身，古曰魁；玉衡、开阳、摇光组成为斗柄，古曰杓。北斗七星属于大熊座。

　　古人很重视北斗，因为可以利用它来辨方向，定季节。把天璇、天枢连成直线并延长约五倍的距离，就可以找到北极星，而北极星是北方的标志。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出现于天空不同的方位，人们看起来它在围绕着北极星转动，所以古人又根据初昏时斗柄所指的方向来决定季节：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

　　现在说到十二次。

　　古人为了说明日月五星的运行和节气的变换，把黄道附近一周天按照由西向东的方向分为星纪、玄枵（xiao）等十二个等份，叫做十二次。每次都有二十八宿中的某些星宿作为标志，例如星纪有斗牛两宿，玄枵有女虚危三宿，余皆仿此。但是十二次是等分的，而二十八宿的广狭不一，所以十二次各次的起讫界限不能和宿与宿的分界一致，换句话说，有些宿是跨属于相邻的两个次的。下表就说明了这种情况（此表是根据《汉书·律历志》作的，各次的名称、写法和顺序都根据《汉书·律历志》）。

　　我国古代创立的十二次主要有两种用途：第一，用来指示一年四季太阳所在的位置，以说明节气的变换，例如说太阳在星纪中交冬至，在玄枵中交大寒，等等。第二，用来说明岁星每年运行所到的位置，并据以纪年，例如说某年“岁在星纪”，次年“岁在玄枵”，等等。这两点，后面谈到历法时还要讨论。

　　有一件事值得提一提，上述十二次的名称大都和各自所属的星宿有关。例如大火，这里是次名，但在古代同时又是所属心宿的名称。又如鹑首、鹑火、鹑尾，其所以名鹑，显然和南方朱雀的星象有关，南方朱雀七宿正分属于这三次。《左传·僖公五年》“鹑火中”，孔疏说“鹑火之次正中于南方”，又说“鹑火星者谓柳星张也”，可以为证。

　　下面谈谈分野。　

　　《史记·天官书》说“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可见古人是把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州域联系起来看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根据地上的区域来划分天上的星宿，把天上的星宿分别指配于地上的州国，使它们互相对应，说某星是某国的分星，某某星宿是某某州国的分野；也有反过来说某地是某某星宿的分野的。例如《汉书·地理志》：“齐地，虚危之分野也。”这种看法，便是所谓分野的观念。

　　古人所以建立星宿的分野，主要是为了观察所谓“机（ji）祥”的天象，以占卜地上所配州国的吉凶。例如《论衡·变虚篇》讲到荧惑守心的时候说：“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迷信。但是古人对于星宿分野的具体分配既然有了一种传统的了解，那么古典作家作品在写到某个地区时连带写到和这个地区相配的星宿，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庾（yu）信《哀江南赋》说“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王勃《滕王阁序》说“星分翼轸”，李白《蜀道难》说“扪（men）参历井”，就是在分野的意义上提到这些星宿的。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古人的天文知识虽然已经相当丰富，但是由于科学水平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代的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宗教迷信的占星术相联系的。古人对于某些异乎寻常的天象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于是在崇敬天帝的思想基础上，把天象的变化和人间的祸福联系起来，认为天象的变化预示着人事的吉凶。例如日食，被认为对最高统治者不利，所以《左传·昭公十七年》说：“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不杀牲盛馔（zhuan）〕，伐鼓于社。”《礼记·昏义》也说：“日蚀则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职。”这是把日食看成是上天对最高统治者的警告。又如彗星（一名孛星，欃枪）的出现，被认为是兵灾的凶象，所以史书上常有记载。甚至行星运行的情况也被认为是吉凶的预兆。例如岁星正常运行到某某星宿，则地上与之相配的州国就五谷昌盛，而荧惑运行到这一星宿，这个国家就要发生种种祸殃，等等。占星家还认为某某星主水旱，某某星主饥馑，某某星主疾疫，某某星主盗贼，注意它们的隐现出没和光色的变化而加以占验。这些就不一一叙述了。

　　占星无疑是迷信，占星术后来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了麻醉人民的工具，我们阅读古书，对此应该有所了解。

　　2-9《佛说盂兰盆经》、《父母恩重难报经》、《瑜伽焰口》金陵刻经处现代印本

　　中元节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祭祀去世亲人的节日，意义不在清明节之下。中元节的传统在20世纪５０年代曾一度中断，不过近年在民间又自发地得到了很大的恢复。

　　中元节又叫盂兰盆节。盂兰盆是梵文Ullambana的音译，这个词原意为“从苦难中拯救”，中国旧译“解倒悬”。盂兰盆节的来历和目犍连（也就是中国民间目连戏的男主角目连）救母的故事有关。

　　这个故事就记录在《佛说盂兰盆经》里：目犍连得了六神通以后，用法力观看世界，发现自己已经去世的母亲堕入饿鬼道中。目犍连送给母亲饭食，可是饭一递到母亲手上就化成火炭。

　　目犍连哭着求佛陀解救。佛陀说，你母亲生前（喜欢吃鱼籽，所以杀生数量太大）罪孽深重，想要解救她，凭你一人之力无法完成，凭我一人之力也无法完成。我们只有凭借佛、法、僧这“三宝”的力量，才能解救她。佛陀告诉目犍连，每年七月十五日，是佛欢喜日，我们都要集结佛法僧三宝的力量，超度我们的七世父母。

　　这个故事的内涵，其实还远比它表面上看要来得深刻。最初的佛教是小乘佛教（梵文Henayana），也就是只管修行超度自己，不理世事，只能装一个人的“小车”。而盂兰盆经讲的是大乘佛教（梵文Mahayana），也就是除了自度之外，还要“度人”（超度别人）的，能装很多人的“大车”。（梵文中yana意为“车乘”，hena是小，maha是大，henayana就是“小乘”，mahayana就是“大乘”。）实际上，佛教界内的人大多认为盂兰盆的故事讲的就是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转化的原因。为了超度自己故去的亲人以及拯救孤魂野鬼，小乘佛教就发展成为需要结合佛法僧三宝力量的大乘佛教。（在中亚发源、北传到中国的佛教到唐代以前还小乘、大乘并存。唐代中国流行的就基本上全是大乘佛教了。当然，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转化的真正原因和过程远比目连救母这个故事本身复杂得多。限于篇幅这里不介绍。）

　　在每年阴历七月十五，也就民间俗称的“鬼节”，中国人都会给家里去世的亲人烧纸钱。佛教寺庙里也会举办法事活动，超度亡灵，给饿鬼施食，同时祝年长者健康长寿。这种法会活动，就叫做“放焰口”。

　　“放焰口”原本是佛教密宗的仪轨，现在却广为北传大乘佛教寺庙采用。按照《瑜珈焰口》的说法，饿鬼颈如细针，不能进食。做法事的法师结合佛、法、僧三宝的力量，用密咒使饿鬼喉咙变粗。法师们向空中撒米，使得饿鬼能吃上一顿饱饭。这里的“焰口”，就是颈如细针、面上喷火的饿鬼的名字。讲放焰口起源的故事的佛经是《救拨焰口恶鬼陀罗尼经》，故事内容与《佛说盂兰盆经》有相似性。

　　4-２中国黄河流域近3500年来年平均气温变化曲线图（据王铮、王会昌）

　　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希多尼（Posidonius，约公元前135-约公元前50年）最早提出了气候对于人的性格有重大影响的理论。这种“人种的地理”概念为现代人类学所继承。大量人类学者认为，气候对于每个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性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气候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近3500年来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三个气候温暖湿润时期和三次大规模的变冷。中国史学界对于这些宏观气候变化一直比较缺乏概念，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蒙文通指出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远比现在温暖。但这个粗略的论断也仅局限于为史学专家中的极少数人所知。

　　大量自然科学、考古学、历史文献证据表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即武王克商，商周政权交替时期），中国处在“仰韶暖期”，与当时全球性的“大西洋气候期”的相对应。黄河流域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大约3℃。那时的夏天冬天温差小，雨水丰沛，草木茂盛，和现在长江流域的亚热带气候相当。而当时长江流域气候则与现在珠江流域气候相当，为热带雨林所覆盖。

　　在气候温暖的时候，中国北方的游牧政权与中原农耕世界和平共处。一旦气候变冷，游牧民族的放牧业出现障碍，为了不被饿死就必须南迁，与中原政权争夺南方的草场，战乱也由此而来。每次气候变冷，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南部疆域的版图都必须扩大。如果不能扩大，这些游牧民族政权就会灭亡。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变冷发生在西周。《竹书纪年》中有公元前903年长江、汉江结冰的记载。冷到长江、汉江会在冬天结冰，在今天是人们难以想象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随处可见“中国”（详见《天文》一章关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护膊的注释）与夷狄戎（róng）羌（qiāng）玁（yán）狁（yǔn）交战的纪录。这些“侵略者”大多是北方游牧民族。

　　第二个寒冷期对应的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4℃。这个时代出现的是“五胡乱华”之后的十六国割据局面。

　　第三个冷期发生在宋元之间。经历长时段的气候变冷、草木凋零、粮食减产和连年瘟疫与战争，中国的政权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在公元1234年这个临界点，和宋代赵家王朝征战百年的游牧民族大金国瞬间崩溃，被新兴壮大的蒙古人政权消灭；而南宋的赵家王朝，也不过是在王朝覆灭前苟延残喘。蒙古人建立的牧者王朝，随后为中国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疆域版图。

　　由此很多看上去奇怪的事情我们也就好理解了。周代《诗经》里不断歌诵黄河流域各诸候国的水稻和桑田，而《禹贡》又说，“断发纹身”的越人（扬州人）“岛夷卉服”。稻子需要种在水田里，虽然今天黄河流域没多少水田，更适合干地种麦子，但西周情况则不然；因为当时的长江流域实在太热，越人才光着膀子穿得那么少。（卉服，指用长满树叶的树枝做的“衣服”。今天斯里兰卡的Wedda土著人迎接客人时仍然穿着“卉服”。）同样，中国的“隋唐晚期”对应于欧洲的“中世纪暖期”。那时的气候温暖，才有了惊人的农业丰收、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太平盛世。

　　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黄河流域中国文明起源的仰韶、龙山文化遗址现在往往是生态环境极为恶劣的不毛之地。这给现代人常带来不可思议的荒谬感。其实，一直到唐代以前，现今的河西走廊戈壁滩都还有茂密的原始森林。植被的大规模破坏、生态的恶化，一部分是因为历代中国人过度的砍伐开垦，另一部分原因就是三千多年来经历的三次大规模气候变冷，导致了地表植被消亡的土地荒漠化。

　　近世全球气候变暖，但这个变暖的升温幅度同中国3500年来的三次大规模变冷降温幅度相比，根本是小巫见大巫。从另一个角度说，人的命运虽然同这个星球紧密绑在一起，要灭亡却也没那么容易。

　　７-1清代刊本《百家姓》

　　姓和氏都是宗族血亲关系的代号。姓和氏的概念及来源本身的问题也非常深奥复杂。从古代文献结合甲骨文、金文的情况来看，姓，原本是指母亲一系的血缘关系；氏，原本指的是父系的血缘。我们今天概念的“姓”，实际上是先秦时代的氏，是父系血缘宗族符号。而先秦时代原本的“姓”的概念，在战国时逐渐淡薄，到了西汉已经消失得非常彻底，以致于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有时竟然把“姓”、“氏”相混淆。先秦所谓“同姓不婚”的原则，原来也是指母方同血统者不能结婚。

　　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汉代以后“姓”发展成父系血缘的代号，而“氏”除了指父系血缘之外（比如“山东丁氏旺族”“江西刘氏宗族”）居然常被用来指母系血缘。比如刘姓人家的女儿嫁到陈家（旧时女子大多没有学名），就被称做刘氏或者陈刘氏。“姓”和“氏”的涵意和指代关系的这种交换至今未见到任何合格的学术解释（这个问题也极少为人所知）。姓氏问题本身也被有的学者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的证据，但是这种立论未必严谨。弗洛伊德写的《摩西与一神教》和《图腾与禁忌》两书所阐述的问题与此相类似，或许能提供有益的启发。

　　7-3b台湾戏曲学院京剧团2007年演出昆曲《孟姜女》的宣传广告

　　孟姜女庙原建于宋代。现存的孟姜女庙据说是“明万历年间的建筑”，但旅游局对孟姜女庙的修整附会鄙俗不堪，让观者惊恐错愕。

　　孟姜女庙前有一副非常有名的对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这副对联的句读（dòu）有十多种，最常见的断句读法是：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落（朝，读zhāo，意思是早晨）；浮云涨，常常涨，常涨常消。

　　孟姜女姓姜而不是姓孟。孟姜女，意思是姜家大女儿。先秦青铜器铭文中体现出来的姜姓，在周代是势力非常大的贵族。《太平御览》里甚至说，战败给黄帝的蚩尤，也是姜姓。“孟姜女哭倒长城八百里”传说中的孟姜女，并不是清代话本中底层平民万喜良的贫贱妻子，而是《春秋左传》里齐国大将杞梁的贵族妻子。这个故事原始面貌只是贵族姜姓家一个女人的丈夫战死，小寡妇出来向齐王要求提高追悼会的规格。故事流传到唐代才定型成孟姜女哭倒秦长城。

　　孟姜女故事的原始发生地点在今山东省。孟姜女庙在今河北省的最北端，而遥远的台湾也在2007年新排出昆曲《孟姜女》。姜姓贵族的力量，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溶进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成为中国“哭功”、“哭戏”的代表性符号。在今天的山东淄博，白事活动中仍然可以见到中老年妇女用平时唱孟姜女的传统曲调来哭丧，令外地人惊愕不已。

　　8-1a酉（yǒu）瓶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距今约6000年　高46厘米

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这种瓶子过去学界通常定名为“小口尖底彩陶瓶”，用作汲水器（日常生活中取水用的瓶子）。学界认为瓶子之所以做成这个怪形状，是空瓶置入井中后它会自动平倒下，瓶口落到水面，方便井水灌注进瓶里；等瓶中的水灌满，瓶子则会自动恢复成竖直状态，利于从井中提出。瓶子的尖底还有利于它的放置：尖底可以很方便地插在松软的土中。

　　问题在于，新石器时代的人基本上还不会打“井”，他们主要是从河里汲水，而这种瓶子从河里汲水几乎没有任何优越性；当时日常住所的泥土地面在生活中被往返地踩来踩去，会导致“地面固化”。尖底瓶在固化的地面上竖直放置稳当的困难程度显而易见：泥土“松软”到可以插得住这种瓶子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学界将它解释为日常生活取水的汲水器并不合理。

　　这种小口尖底瓶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看上去很多，但绝大多数都是残碎的，能选出典型完整的标本很少。小口尖底瓶的出土数量和分布等性质以及器物本身的形状、结构特性说明它们并不是大量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器，而更像是一种和宗教或祭祀有关的器物。苏秉琦认为，小口尖底瓶具有“神器”的性质，为神职人员所专用。

　　其实这个瓶子应该被定名为“酉瓶”。“酉”在甲骨文中写为“■”或“■”，它象征一种小口尖底的酒器的形状，引申有“酒”的意思。《说文》也说：“酉，就也。八月黍成，可为酎酒。”酎（zhòu），《说文》上说：“酎，三重醇酒也。”酎是用糖度高而酒精度低的醴（lǐ）代替水，加到米和酒曲中制成的重酿酒。重酿酒的酒精浓度最高能达到10%。《说文》对于“酉”字的解释是说：酉就是八月成熟的黄黍做成的重酿酒。酉是“酒”和“尊”的本字。后来“酉”被借用去表示天干地支，为了区别，人们在“酉”字旁边加上“水”的偏旁，这就是“酒”，而表示盛酒器则是在“酉”旁边加上了一双捧着酒的手“■”，这就是“尊”。商周青铜礼器里非常重要的一类就是作为盛酒器的尊。

　　仰韶文化的酉瓶是被专门用来装酒的“神器”。

　　9-1湖南湘潭韶山毛氏宗祠

　　毛氏宗祠是韶山毛氏家族的总祠堂。毛泽东即出于韶山毛氏。祠堂始建于公元1758年。1968年人民政府对毛氏宗祠进行过全面大修，并在该年年底对外开放。

　　宗法，即祖宗之法，是以血缘和家庭为纽带建起来的等级制度。在1949年以前的三千年中，宗法制度的力量一直都是非常强大的。中国人在谁是自己祖宗的问题上从来都很严肃。人们使用“不肖子孙”这个词时的心态，要么是高度的内疚，要么是最刻毒的指责。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漫长而艰险，如同船过三峡。这个进程已经持续了一百五十多年，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假如我们把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危机和灾难比作从天而落的巨石，那么国家的各层力量就是一层层用来托挡巨石的网，使得巨石下的人不会全被砸死。而这些网中最靠下面同时也是最有力量的一层，就是宗法。

　　在宗法制度的时代，人民是“高度自治的”。常见的民事纠纷（包括小的经济纠纷和刑事案件）都是请“三老”（同族的三位长者）裁断。三老不能解决，才会开祠堂。闹到要开祠堂，通常都是非常大的事了。祠堂里族长和长辈甚至有权决定当事人的生死。经过宗族力量过滤后仍需要上升到官府手里的案子，是不多的。宗法制度和“三百文官治天下”的国家机器，在功能上协同互补。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抗日战争沦陷区的中国民众，在彻底没有政府真正管理的十年中（国民党跑了，日本人又管不过来）如何得以生活尚有一定秩序。

　　宗法制度在1949年以后訇然中塌，被摧毁得几乎不留痕迹。这让我们既欣喜又惋惜。宗法制的解体带来了社会某些方面的进步，但宗法体系所具有的维护国计民生的力量，也永远地消散了。

　　9-3《南山桥杨氏族谱》　1919年垂裕堂木活字本　无锡市图书馆藏

　　丧服制度出自《仪礼》。表面上看，丧服制度是在说什么样的亲戚死了应该穿相应的什么孝服的无聊事，而实际上，丧服制度的核心仍是宗法思想。丧服涵盖范围之外，即“出了五服”（“五服”之外），就算远亲。民间有说法“远亲不如近邻”，意思是说出了宗族五服之外的亲戚不如邻居。但五服之内的近亲，再怎么不堪，也比近邻来得有用。宗法力量之强大，由此可见一斑。

　　丧服制度中，还有很多怪现象，比如“姨”服重于“舅”服（即妈妈的姐妹的地位居然比妈妈的兄弟高一级），“叔嫂无服”。（我们说“长嫂如母”，如果父母去世早，大嫂就相当于母亲，负责把小叔拉扯大，小叔也要把大嫂当母亲看待。但是即便如此，小叔子和嫂子之间却没有丧服关系。）这些现象的真实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史前文明。

　　又比如，《仪礼》中“姑”、“舅”都是多意称谓。“姑”可以用来指丈夫的姐妹，同时又可以指丈夫的妈妈（即女子的婆婆）；“舅”可以用来指母亲的兄弟，同时又可以指丈夫的爸爸（即女子的公公）。这背后的原因，绝不是庸俗地套用“亲亲尊尊”言论所能解释的。虽然有人认为这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的证据，或者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化的证据，但这些观点都论证粗疏，难以凭信。

　　记录宗法制度最重要的载体就是“家谱”。“自家不打自家人”、“家丑不可外扬”都局限于家族、宗族内部。家谱被焚毁，宗法制度也很容易就灰飞烟灭。经历近世二十载的劫火，幸存到今天的族谱，比之一个世纪之前的状况，已经是寥若晨星了。

　　12-2猪面鸟首彩陶壶摹本

　　猪面鸟首彩陶壶高20.8厘米，1981年出土于甘肃秦安王家阴洼。陶壶制作使用的时代是新石器时代，属于半坡晚期文化类型。

　　摹本为同一彩陶壶的正面主视图以及左视图。主视图中的墨线非常形象地表现了猪的脸。而且图中的猪没有獠牙，说明这是已经驯化的家猪而不是野猪。左视图中圆圈和圆圈中的点表示从圆锥顶点向下俯视看到的圆锥投影，它表现的是鸟的嘴。

　　古代常用猪代表财富和生育，代表女性；鸟则代表权力，代表男性。

　　在游牧民族的畜牧经济中，猪是难养的动物（猪不像牛、羊、狗那样适合游牧迁徙）。从这一点讲，很多讲肉食的字，从“牛”或从“羊”而极少从“豕”是很好理解的。

　　中原方国在距今八千年前完成了游牧狩猎经济向（定居的）种植农业经济的转化，但是和肉食有关的字还保留了较多游牧狩猎生活的特征，即牛、羊做偏旁居多。随着种植业的发展和猪的驯化，很多和猪有关的字产生出来，比如“家”（房子底下有猪。豕，读shǐ，意思就是猪）、“圂”（圂，读hùn，意思是厕所，即厕所通猪圈。现代中国南方和北方农村仍然能见到人的厕所就是猪圈、猪养在人的厕所里的实例。）。

　　另外，我们常说的“腥”、“臊”二字也和猪有关。《周礼?天官冢宰》上说腥、臊不能食。《说文》上解释说，所谓“腥”，并不是肉闻上去的味道，而是“肉中的星星”，指猪肉中有像米粒的星星点点的肉息（长有寄生虫猪肉绦虫的“米星猪”）；所谓“臊”，是猪身上油脂发臭。对于屠宰前检疫和食品安全的问题，周代的人只怕比现在还控制得好一些。

　　14-1司母戊鼎　商代晚期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9厘米1939年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

　　司母戊鼎重约875公斤，1939年盗掘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挖掘者是当地农民吴培文。当时河南已处于日寇占领之下，村民想将鼎卖掉，并且不希望鼎落入日本人之手。吴培文等人原本计划将鼎肢解锯开，但只成功锯下两个鼎耳。日寇搜剿这个出土大鼎，于是吴将鼎再次埋入地下，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才重新掘出。

　　司母戊鼎后被运往南京，作为给蒋介石六十大寿的礼物。蒋1948年还摄有一张站在没有耳朵的司母戊鼎前的照片。解放前夕，蒋介石计划将司母戊鼎用飞机运往台湾，由于鼎过大过重没有成功。1949年，人民解放军在南京机场发现了被弃置在那里的司母戊方鼎。

　　司母戊鼎解放后由南京博物院保存。当时司母戊鼎的一只鼎腿上有武官村村民锯鼎未果而留下的锯痕，被锯下的鼎耳经过多年战乱，也只找回一只。南京博物院委派潘承琳将司母戊鼎腿上的锯痕填满，又根据残存的鼎耳仿造了一个假耳朵，将丢失的耳朵修复“还原”。1959年，配好了假耳朵的司母戊鼎被调拨到中国历史博物馆。

　　撇开假耳朵的遗憾不谈，司母戊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是鼎中之王，是传国重器。

　　司母戊鼎四个柱足是中空的。整个鼎的鼎耳事先铸好后嵌入鼎范（“鼎范”就是用来铸鼎的模子），再一次浇铸制成鼎身鼎腿。司母戊鼎在商代晚期制造难度是惊人的。大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三个字。1976年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后出有“司母辛”铭文铜鼎，可以与“司母戊”铭文相印证。

　　14-4宫乐图　晚唐绢本纵48.7厘米、横69.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中宫女的发式、服装和开脸留三白（额头、鼻子、下颌留白不施胭脂）是典型的晚唐时尚。画面正中的桌子与今天的桌子高度接近，但是当时的桌子主要还是用来置物的。桌子和凳子相配、人坐在桌子旁写字是到北宋才流行起来的。

　　唐代以前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桌子。唐以前的人坐在席或者矮床上，写字是左手执卷成筒状的纸（或者竹简、木片等等），右手执笔。因为这种和今日迥异的写字姿态，唐和唐以前毛笔写字的笔法也与今日迥异。这就是在后世让大多数人悬隔不知的“转笔”，也就是字的每个笔划在书写时都需要不断捻转笔杆。

　　传说王羲之十二岁的时候，他看到了前代的写字笔法论集。而这个论集居然是他从自己父亲的枕头里偷偷翻出来的。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又写了“笔势篇”给儿子王献之，并且叮嘱他“勿播于外，缄之密之，不可示之诸友”。如此月黑风高杀人放火般的揶着藏着，说的其实都是写字时毛笔的笔杆旋转。这种笔法到宋代已经大体失传，只在某些书坛高手家族之中秘密流传。

　　又比如，唐代欧阳询的字方正险绝，笔划转折之处如斧砍刀削般刚硬挺刮。今人临摹，每每以写到这种位置为苦。其实，这种方硬的转折都是必须捻转笔杆才能写出的。清代法书之首刘墉，在人前写字时大拇指和食指弯成圆圈状握笔（所谓“龙睛之法”），显示自己写字纯用腕力；但是刘墉家的佣人说，当他关起门来写字的时候，手指不断来回搓捻转动笔杆，“笔如舞滚龙”，有时候转笔太厉害甚至毛笔会脱手掉到地上。今人不察，小学老师教学生写毛笔字，只知道讲王羲之妄图从儿子手中抽走毛笔未果，从而表扬孩子握笔好这个故事。实际上，这是个非常白痴也绝对错误的故事。

　　旧时人写字非常注意所谓“开蒙”，也就是老师如何教小孩写第一个字。画家罗工柳晚年以写狂草闻名。沈鹏见到他说：“没听说过你写字，怎么忽然一下子你的字写得这么好？”罗开玩笑说：“给你开蒙的是一个秀才，给我开蒙的是一个举人。咱们两人写字你就差在开蒙的第一步上了。”这虽是玩笑，但是也说明开蒙的重要性。开蒙给后学提供的，除了抓笔、运笔、字的间架结构，还有这非常神奇的笔法。回头我们来看今日孩子写不好字，与其说是孩子不用功不认真没天分，还不如说是大多数老师无能，根本没有能力给孩子提供真正意义的“开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