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传版二十六史：史记人物全传》

“中国的灵魂”与“将来的命运”
——横排简体《纪传版二十六史》代序

　　出版一套以阅读价值为宗旨的《纪传版二十六史》，是我多年的夙愿。尽管几经组织，都或因资金短缺，或因时间精力两不济，或因选择编校者之困难而未得成就。此次到书局来重操旧业，得安徽出版集团时代出版传媒公司王亚非董事长、时代出版传媒公司田海明总经理、韩进副总经理鼎力相助，并给以资金扶持，又得以有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的电子技术力量的强大支撑，并由书局副总武学同志偕一批文史资深编校人员直接操作，该项目终于启动，首批书稿即将付梓，并将于2014年内全部完成。

　　该书为什么称“纪传版二十六史”呢？就是把一部《二十六史》一分为二：把志、表、书部分全部略去，只保留纪传部分。尽管下决心把它做成，但临门一脚却心怀忐忑。之所以不安，是这般所为实有对这样一套传世经典妄加阉割之嫌，有一种冒史学界之大不韪的危机感涌来。于是便去向文史界、出版界的一些资深师友投石问路。没想到却得到了老署长、中国大百科主编杨牧之先生的首肯，且极称是一件好事，欣然同意出任编委会主任。然后又与史学界、文史出版界的专家学者赵毅、韩东育、胡维革、左克诚、李定凯、尹小林等师友商榷，竟然也毫无异议地全部赞同，并提出了许多好的建策。真得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鼎力相助。

　　即然已经有了种种版本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在市场上游走，为什么还要搞一套纪传版《二十六史》呢？这就涉及本书的出版宗旨与足本《二十六史》的功用问题。

　　《二十六史》尽管诸史各不相同，但大体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叙事记人史论的纪传，包括本纪、世家、列传、属国与相关独立政权传；一部分则是记载典章制度、经济文化、科技、天文地理、风土人情、职官年代的志、表、书部分。无疑，这是研究断代史专家们、历史文学创作者们不可或缺的百科全书。但这套史书的读者远不止于此。而广大的党政干部、文化知识者阶层、一般文史爱好者又大多喜读传记部分，对于其他则视如赘物。所以购得此书如同花钱买了一个什锦水果拼盘，不管如何精美，但所食者只有一种；尽管心甘情愿，也有暴殄天物之嫌，更何况要多花多少钱呢？

　　更重要的不是钱，对于阅读者而言，在阅读中的翻检之苦似乎更难以忍受，笔者本人就深受其“害”。一部足本《二十六史》泱泱五千余万言，四千余卷，只书、表、志部分就大约占去了三分之一的体量。如部头较大的两唐书，合计四百余卷，表、志就占有近百卷；《宋史》五百卷，志、表占去近二百卷；《元史》二百卷，志、表占九十卷；《明史》三百卷，志、表占九十卷；《清史》五百三十余卷，志、表占到二百卷。（这些都是概数）。而且在编次上，又常常用表、志、书部分把本纪与列传部分分割开来，不管那些大史学家们有多科学、有多少道理，但对今天真正想阅读史传的人而言，却是毫无道理而言，反无异是一种“灾难”。就像司马光做《资治通鉴》，第一部分便是《周纪》，名为《周纪》，但开篇竟是威烈王，让读者一头雾水，哪是哪啊？原来他却是想接续《左传》的茬。这种想法你知道，但读者怎么才能知道啊？你既然是“上起战国”那就别用《周纪》。如把东、西周比做四肢，那么战国不过是它的一条腿。这一点司马光比我们先知深知多了，但我花钱要买的是全羊，你也说这是全羊，而我拿到手一看只是一条羊腿，就如同下聘礼要娶的是媳妇，嫁过来的却只是脚后跟。开读者玩笑呢？书是好书，就不该为读者想想吗？也难怪，那些史书，哪本是为了给那些没文化的老百姓看的呢？而独立的典籍至少要有头有尾才好。书总是要给人看的，读者才是上帝。而且原版《二十六史》在目录与编次体例上，也多有不便阅读查检之处。

　　你去《史记》中查找庄子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在目录上，你就找不到，你得去“老子韩非”合传中去找。名为二人合传，却把庄子、申子这样两位大名鼎鼎的名人夹在中间，而且另无他传。战国时代的“四大君子”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信陵君，前三个都在目录中直冠其号，但你却找不到信陵君，给他只冠了一个“魏公子”，既无其号，又不冠其名。《晋书》开篇目录就是高祖宣帝、世宗景帝、太祖文帝，他们本来就没做过皇帝，这些冠名都是在他们身后晋朝开国时才加封的谥号，非专家们谁能分得清哪个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呢？而且各书本纪目录都只冠帝王谥号，有几个读者能从谥号中辨得出各代帝王谁是谁呢？你可以从尊、讳出发不直冠其名，但后世读者要查找一个人有多不方便呢？这些，在《纪传版二十六史》中都进行了补加，哪怕史家们有多大的非议，我们还是方便读者至上吧。更何况并无什么伤筋动骨、无伤大雅之处。

　　不管史书有多少种，在国人心目中最有名气的还是《二十四史》，加了《新元史》就是《二十五史》，再加《清史稿》就是《二十六史》；把《二十六史》中的志、表、书删除，就是今日之《纪传版二十六史》。鲁迅先生当初颇不以这些正史为然，曾说过都不过是一些“相斫书”，但他深读后对这些史书重新评价道：“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那么鲁迅为什么说这里记载着“中国的灵魂”呢？应当是指史书纪传中的许多优秀人物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节操、文明吧。有毛泽东评点史传人物为证。

　　毛泽东最喜欢读的便是《二十四史》。尽管他有许多批评史书的话，说史书为学者、长者、帝王讳，很少真实，但他同时也讲，了解历史你不看史书看什么？要想研究中国历史，还是“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他说自己被史书迷住了。被史书中的什么“迷”住了呢？人物。基本两条：一条就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灵魂”，一条就是“将来的命运”，而这两条都体现在那些历史人物身上，而绝不在那些志、表、书中。我们无意贬低这部分珍贵的史料价值，但历史是人的历史，民族精神只能去代表人物身上寻找。更何况正史人物传记绝非只是帝王将相，民间人物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毛泽东在读《东汉书》时，评价严光道：“光武出而办天下事，光即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在读《南史》的“陈庆之传”时批注为“再读此传，为之神往”。还有论臧质为“豪杰之士”，称曹景宗“亦豪杰哉！”甚至号召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在读《新唐书》中那位不屈于武则天与酷吏淫威的大法官徐有功传时，称赞道：“以身殉志，不亦伟乎！”读田弘正、王承元二传则称之为“两个好将军”，而且对许多传主包括十几个帝王都有很多的评价。显然这些都是侧重于精神上的、气节上的、节操方面的评价。那样的一个伟大人物且对古人有“高尚不可及”、“为之神往”，称之为“豪杰”、“不亦伟乎”等这么高的评价，至少说明那些帝王将相也未必就都是垃圾。更何况史传人物中还有那么多不计生死名利的节烈、孝廉、忠义、仁德、智慧之士；那么多正直、无畏、爱国、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的忠臣、英雄人物，这还不是“中国的灵魂”吗？而毛泽东更注意的是从历代政权兴替、国之荣衰、民生民心的实史，从历史人物生死成败、得失荣辱、沉浮穷达的命运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古为今用，扬弃式地继承发展以免重蹈历史的覆辙，这还不是“将来的命运”吗？尤其是那些史学大家们对历代帝王、传主的评价，多有极精彩，于今仍有镜鉴意义的史论，十分值得咀嚼回味，价值无穷。这些也许正是史书之所以得以传世的真正价值所在，而这些都集中反映在人物传记中。并非有意褒贬表、志、书的价值，匠人不做废物，只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各取所需而已，而大众所爱所需却是钟情于史传。这也正是本套纪传版历史读物出版的动因之一。

　　为什么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各类历史读物中，唯正史自《史记》以降而三史、四史、五史、十三史、十七史，一直滚雪球般滚成了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史，代代相传而不泯灭呢？需知真金在，岂销铄？有它的应用价值。这些历史人物的传记，绝非只是为他们树碑立传的，而是向后世之人提供了一面面镜子，用他们的生死存亡沉浮得失为后人昭示了一种道，一种历史生存法则。古人多以经学论道，史书记事分而言之，“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其实真正的“道”无不深寓于人的社会活动与种种不同的命运中。就如同甘蔗的糖，绝不在你的“糖分”中，而存在于每一根甘蔗的细胞中一样。所以就是终生以经学为宗称圣的孔子，在删定《左传》时都讲：为述王道之大者，“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其实史书所载述寄寓的绝非只是王者之道，无论对于治国治事，安民治家，修身做人，从事各业者，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道”的启迪。因而，《史记》与《资治通鉴》的作者、注者同称：有国而为人君者而不知史鉴，那么就会前有谗者而不见，后有贼人而不知，想要图治都不知从何入手，想要避乱都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者而不知史鉴，那么就会虽熟读“五经”而不知哪一条合时宜，一旦遭际变故都不知道如何变通权衡，那便一定是上不能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者如果不知史鉴，那么想图谋通达光宗耀祖，则必身败名裂且为先人招辱，而且做事无论成败都不足以立世垂后。所以后代史家又说：“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罔）弊，史可少欤？”笔者再加一句：“纪传可少欤？”

　　为了忠实于原著，保存其史料价值，本书对各传除方便读者阅读增补调整了一些传主名称外，均保留原貌。而且又在现有横排简体版基础上，斥巨资耗时日劳人力，做了电子技术与人工的双重通校检核。相信《纪传版二十六史》的出版，定能受到广大文史爱好者的钟爱。并欢迎批评教正。值该书付梓之际，仅以此文代序。

周殿富
2013年圣诞节于北京时代华文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