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盾》

　　
　　事情就这样阴差阳错，W厂保卫处的同志出于他们的工作职责和高度热情，斜刺里插了这么一杠子，却让我把纠缠了许久的心结解开了。此后我每到星期天就去看望沈延娜，晚上放电影的时候也是约了一起去看。电影都是露天放映，我俩每人拎个小板凳往后面角落上一坐，紧紧地倚偎在一起，那感觉比在北京内部影院坐在软靠背椅上看电影还要好。

　　有时她也来我们实习学员的帐篷里玩儿，每次来都带些好吃的给大家。都是年轻人，又是相同的教育背景，我们这个群体很容易就接受了她。同事们开我玩笑，说吴瀚你太有福气了，这么漂亮的姑娘，在北京也是抢眼拔份的呀，居然落在你手里。听说了前面在学校时的那段小曲折，杨士杰更是调侃我说：“你小子，脑袋里面哪根筋接错了吧？居然还拿人家一把！”然而又拍拍脑袋，做恍然大悟状，说：“噢，不对呀！也许你太精明了，你这是欲擒姑纵啊……”

　　冯兆锐还以党小组长和老大哥的双重身份关切地问我，准备啥时候办事。我猜想他在关心之外也许还有一点儿担心。厂保卫处冷不丁地找上他一起跟我谈话，让他多少有点儿心有余悸，他怕我和沈延娜仅是以恋爱关系这样相处，时间久了别再横生枝节，冒出点儿别的什么问题。要是结了婚成为名正言顺的革命夫妻了，即便有事也是“家务事”了，他就不用担啥责任啦。

　　对于结婚的事，我倒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一是我觉得这事情比较大，肯定要先跟父母报告，再怎么讲究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形式上总是要有对老人的足够尊重的。二是我觉得虽然我和沈延娜都已有了稳定的工作，但我作为男人，在工作刚刚开始、还没干出点儿什么名堂来的情况下就早早地成家，是不是显得缺少出息，胸无大志？要说我有多大的志向倒也谈不上，但我觉得目前是组织上派我们来实习，总得把有关专业先学懂弄通了，成为行家里手吧。我们从事的又是令人无比振奋的核武器研制事业，每周、每月的工作计划都排得满满的，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总得把自己岗位上的一摊事情干出些眉目，看到成功有望了，再考虑结婚成家的事吧。

　　让我欣慰的是，沈延娜完全理解我的这些想法。在她看来，只要我心里有她，就够了，以她对我的了解，她相信我们之间的情感会经得住时间考验的。

　　我们约定：一定不要让个人的感情影响到我们的工作，要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力而为，做到出类拔萃。用那个年代的流行词就叫作事业和爱情双丰收，在事业的天空比翼高飞。

　　这期间还发生一件事情。有一天冯兆锐对我说：今天你别去实验场了，赵书记找你，上午九点，到他办公室。冯兆锐不说是何事，看样子他也不知是何事，对我说这话时眼光有点儿怪异。他可能以为我又惹了什么麻烦，竟惊动了书记亲自找我谈话；要么就是我有什么秘密瞒着他。其实我也是一头雾水，心下忐忑。

　　九点钟，我如约来到赵书记办公室。老头儿很和气，请我在沙发上坐下，还要亲自给我沏茶，我赶紧说自己来，一面起身往搁了茶叶的杯子里倒水一面在心里嘀咕着，看来还不是简单几句话的事，他是要跟我唠上一阵了。果然在重新坐定后，他就像闲聊天似的，问起我的个人情况来，家在哪里，父母干啥的，家里兄弟姊妹几人等等。这时我就猜到事情是跟我和沈延娜的关系有些关系了。但心里十分坦然，这有什么呢，无非是实话实说呗。就大大方方地一边喝茶一边回答他的问题，有时还主动地多说几句。他果然是以沈延娜在此间的保护人的身份，找我了解情况的。闲聊一阵过后，他自己把这层意思直说了。“你知道的，小沈姑娘是我顶头上司的老战友的女儿，如今交在我手上了，我就得负这个责啊。我得看看能赢得这丫头芳心的到底是个啥样儿的人，可别被一个来路不明的鬼小子给骗了去！”说完他自己就呵呵笑了起来。

　　看来我的一番应答算是差强人意，我的十分坦荡和落落大方的态度让他也比较欣赏，他的笑声和调侃表示已对我比较放心了。尤其当他听我说起并不打算太早成家的想法及原因后，更是十分赞同，朗声夸道：“好小伙子！有志气，有境界！”

　　这也就等于我已正式向厂领导明确了我和沈延娜的恋爱关系。但是我对家里人还一直没说过这件事。这让我略感愧疚，心想，等有机会休假回去时，再跟父母当面解释吧。

　　“放炮”的工作日复一日进行。究竟放了多少回炮，我是无法记清了，都记录在实验档案里了，每次具体试验后都要根据爆炸效果做出新的改进，一点点地试，一点点地改。对炸药形状的改进通常都是以丝米为单位的，俗称为“刀”，多一刀或少一刀，效果就迥异。所以我们常“自夸”说，咱从事的是科学职业，干的却是艺术家的活儿啊。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就像画家画一个人，或雕塑家雕一座人像，多一分就不像，少一分也不是他了，关键地方的那多一分或少一分只能凭着感觉去画去刻，最后以画得像、刻得美为准。我们的试验也是这样，单凭理论计算你是算不出来的，或者说只能测算出个大概，然后要在初步测算的基础上，一次又一次地试验和探索，最后以达到最佳效果为准。我因为自己加工炸药的事受过训诫，就不好意思再自己去鼓捣了——尽管那样会高效便捷——只好退而求其次，每次试爆后将改进想法列出来，按照估算出的可能性，到车间一次就加工出好几种尺寸各异的炸药块，拿到试验场去逐个儿试。

　　就这样从夏天试到冬天，再从冬天试到夏天。每次“放炮”过后的记录数据表明，爆炸产生的向心力离能够出中子的理论数据是越来越近了，几乎就差那么一根头发丝了，可就是这一根头发丝的精度，又让我们折腾了几个月——这么多不同形状的药块，你在这个部位减上一刀，就得在另外几个部位添上一刀半刀，难就难在这里啊。但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在一个雨后初晴艳阳高照的上午，我把对应于炸药球各部位的全部雷管一一插好，吹哨通知全场撤离，然后进入地下掩体，按下起爆按钮。那声巨响听起来就跟往常不大一样，就跟一道嘎崩脆的电闪一样。记录仪清楚显示出爆心的压力和能量，完全达到了出中子的标准！

　　要是按照搞文学的写法，这会儿我一定会激动兴奋，甚至热泪横流了。可是我当时的心情却不是这样的，事后想想自己都觉得像是有点儿反常呢。看着纪录仪的曲线，那上面的峰值比起平常的试验不过高出去一点点。就在这临界状态，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徘徊了太久，每一天都有跨越这临界点的可能，每一天都满怀着希望然后却品尝着失望。终于在这一天，这一回，我成功地跨过来了，感觉上却又只像是很随意地走出了一小步，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啊。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感觉，有一些兴奋，但更多的是冷静，坦然。

　　关键是，我从来都是满怀希望，从没怀疑过总有一天会获得成功，所以当成功终于来临的时候，我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就好像熟透了的果子终于从树上掉下来了。

　　但是整个W厂都为这消息高兴了，激动了。晚饭时，赵书记亲自为我摆宴庆贺，把我们H部队来的几个人一起都请上了。喝的西凤酒，是倒在军用搪瓷牙缸里喝的，主菜是打猎队从草原上刚打来的黄羊肉，真正体会了一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滋味。赵书记是用了个搪瓷碗，喝了差不多有两满碗。“高兴啊！我很久没这么跟人喝酒了，”他说。“我一定要向H部队为你请功！为你们几位都请功！不愧是名校出来的大学生啊！当初秦司令说让把你们当我们厂自个儿的人用，真的是用对了……”

　　赵书记平常挺内敛的一个人，那天或许是因了酒劲，但更可能是真的激动了，动情了，话多得不行，嗓门也大，说话时还把胳膊在空中挥来舞去的，显得很夸张。作为在分门别类的岗位上做具体工作的参试人员，我只知自己的实验取得了突破，并不知这个成果对于全局的意义，但赵书记对此是太清楚了。那时，对核材料提纯的工作已基本完成，已经达到用作核爆试验的要求，但对于原子弹究竟应设计成什么模样，需要多大体积，还无法确定，就等着这出中子的“R部件”爆轰试验的结果呢。一旦这部分试验完成，我国的原子弹就可以真正进入总体装配和实爆试验阶段了；而“放炮”的实验结果若能准确无误和可重复进行，若能确保轰击出中子，其他的设计和实验程序就相对简单了。

　　这也正是直到如今一些核大国的核武部队会时常进行爆轰训练的原因——因为已经有了全面禁止核试验国际公约，各缔约国真刀真枪的核试验不能搞了，练兵时能达到在R部件起爆后轰击出中子，就意味着引爆核装置没有问题，只是往前再多走一步的事了。

　　所以那天晚上赵书记才显得如此兴奋，像换了个人似的，而他的豪情把我们大家也都感染了，用搪瓷牙缸和他的搪瓷碗“杯觥交错”，喝得不亦乐乎。

　　不过，酒喝到最后，赵书记把我单独叫到了一边，说：“吴瀚啊，我还得给你说个事。明天起，你把所有爆轰试验的数据整理一下，移交给室里。下一步厂里要组织精干力量到F部队去做总装试验，为进入核爆的关键阶段做准备，按规定，你们这些实习的同志就不能去了。”

　　这让我感到意外。我还以为，既然我全程参加了前一阶段的爆轰试验，而且成功获得了关键数据，就也会成为原子弹试爆时的R部件操作手呢，或至少也会到现场做个“替补队员”啊。没想到却从赵书记口中听来这么个消息。或许这才是他请我们这些实习学员喝酒的本意？除了表示要为我们请功以外，还想表达一下不能让我们去F部队参加试验的歉意？

　　毕竟，秦司令只是希望他们把我们“当自己人用”，厂方在一定条件下也确实把我们当自己人用了，但我们却不是真正的“自己人”。

　　我情绪就有点儿低落，脸上肯定也带了出来。

　　赵书记又说：“是这样啊吴瀚，你也别想太多。因为你们将来的任务主要是负责维护，只懂得R部件这块是不够的，你得把各个环节都了解一下。交接完数据后，下一步你先到总装室吧，那里涉及整个核武器系统各部件的总体设计和同步设计，需要学习和了解的东西多着哩，对你们将来的工作也更有用处哩。”
　　
　　我就这样告别了“放炮司令”的岗位，去了总装室。韩森也不再参加爆轰试验了，到了二室，去搞核材料防护方面的实习了。

　　但总装室这段时间其实没有多少人，也没什么试验任务了。前期研究已经完成，主要力量都去F部队那面，做实爆试验的准备了。我每天的事情就是看看资料，了解一下美苏等国家原子弹总体设计的基本构想和几种模式，以及我国在研制原子弹过程中不同专家提出的有关思路等等，不懂的地方就向留守的技术人员请教，倒也很有些收获，确实对整个武器系统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所以渐渐地对不能去一线参加核试验的事也就释怀了。

　　略感遗憾的是沈延娜不在厂里了，她因为是本厂人员，前方需要，随大队人马去了F部队。按说我应该为她感到高兴才对。可是人的心理就这么怪，忙的时候我们总是没机会多见面，甚至还有点儿不好意思多见面，都一门心思地想着也在替对方想着尽量别影响工作；现在一下子闲下来了，我想见她却又见不着了，就多少有些抱憾，平添了许多牵挂。电话也打不成，连信都不能写。只好天天期盼着前方早日传来成功的消息，那不仅是我们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成功，也意味着我俩又能重新相聚，甚至，可以兑现前诺，喜结良缘，从此相守相伴了。

　　这期间我回了趟东北老家。是先经厂方同意，又报H部队干部处批准才回去的，给了半个月假。父母见我冷不丁地出现在家门口，都吃了一惊，紧接着母亲的眼泪就下来了，连声说小瀚啊，你，你这几年是去了哪儿啦，信封上咋连个准地方也没有啊？妈想你啊。

　　我也鼻子酸酸的，但是得强做轻松，安慰老人。我说，妈，你看看，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好啥呀，你看你小脸儿黑的！都赶上黑老包了。

　　我这才意识到，在高原三年，以周围的人为参照系时看不出我有多黑来，可是在家人眼里，我真的已经像变了个人，又黑又瘦，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呢。

　　但不管怎样，儿子这回是到眼前了，母亲还是打心眼儿里高兴的，赶紧就进屋倒热水叫我洗脸，还沏上一碗热茶。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先是躲在
　　门帘里头，探头探脑地往外看，我进屋了他就跑到母亲身边搂着她一条腿，眼睛却向后瞄我。

　　母亲用两手把男孩肩膀掐住，往我跟前送。

　　“叫，叫舅舅。”母亲鼓励着小家伙。然后对我说，“你姐的孩子，顺顺。她两口子都忙，亲家母又有病，就接咱家来了。”

　　我上次回家见到大姐，她正大着肚子。一转眼，孩子快三岁了。我在外也三年了。

　　父亲也惦记着我到底去了什么地方。见母亲已带着抱怨问过我，我却没正面回答，他心里就明白了几分。我们爷俩坐炕上喝茶的时候，他问我，
　　工作咋样，对口不，习惯不？我瞅瞅父亲，面对他充满期待的眼神，一时不知话该咋说，只是嗯啊了一下，还行，挺好的。

　　“保密啊？我早猜到了，那咱就不多问了。”父亲是个明白人，还帮我宽解母亲，说孩子干的事情是国家的秘密，你少问两句吧。

　　工作的事两位老人不问了，却惦记着我成家的事。我在信上没对父母讲过找对象的事，怕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反让他们牵肠挂肚；再者我已和沈延娜说好了，啥时候核试验成功了我们再说结婚的事，所以也不便在信里对老人提起。可是这当中到底需要多长时间，要是试验不能早日成功怎么办，我和沈延娜还真没有细想过，只是觉得这日子肯定不会太远了。

　　在家里，已经当着父母的面了，我就把已经有了对象的事对两位老人讲了，把沈延娜及其家庭的大概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曾是同学，现为同事等等，其他涉及工作性质和工作环境的事我就没多说。母亲听了，表情有点儿复杂。像是挺高兴，咧开嘴呵呵乐着，但眼神里头又有点儿游移，像是带了些伤感。后来我才从小妹那里听说，母亲那天夜里很晚才睡，对小妹说了句：唉，这个儿子就算是丢在外头喽。

　　母亲本意是想在长春为我找个媳妇。从军么，年轻时在外面干几年，最后总还是得回到老家来。

　　父亲则是对沈家的高干背景略有些担心。我当然明白父亲，这也曾是我犹豫的原因。就对父亲做了些解释，说人家姑娘是为了我才追随到那样偏远那样艰苦的地方去的，确实是个有情有义的人。父亲就放心了许多，却又因为我说的偏远艰苦的字眼儿而担起心来，欲问又止的样子。我知道我是说漏嘴了。但是我没有再多做解释，省得越描越复杂。

　　那天晚饭一大家子人都集合齐了，姐姐和姐夫，两个妹妹和她们的男朋友。席间难免又有人问起我的工作，父亲就替我挡了，大手往众人面前一挥，半是调侃半是认真地说：哎，我说你们啊，不该问的别问！想让我儿子犯错误咋的？

　　众人就一笑而过。我也笑笑，可是心里却挺不是滋味。

　　这就是代价。当初犹豫着要不要去H部队时，其实我已经考虑到日后的这些情形了，只是没想过这么细，这么具体。并没有想过面对一大家子至亲至爱的人，还要一本正经地保守秘密，竟像是故作神秘似的。

　　这种场面，在我返程途经北京会见同学时也遇到了。同学中有留在北大当助教的，有的去了中科院，事业上都已是初露锋芒。詹大伟是分到了中科院物理所，已经参加过几个重要课题，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过两篇论文了。我到北京就是由他做东，在保福寺边上的一家小饭馆吃饭，席间我光听他们吹乎各自的得意事和对前途的远大抱负了，自己却啥也不能说——既不能说工作，也无法谈抱负，因为工作和抱负总是相互联系的，哪有讲自己的抱负而不涉及眼下工作的道理。

　　酒倒是没少喝。微醺时分，瞅着詹大伟那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模样，听着他那些因酒力而倍添底气的豪语，再瞅瞅几位同学对他几乎有些仰视的眼神，我就难免心生感叹：当初如果我不是选了另一条路，按照成绩和表现本来也是可以进中科院的。如果我也到中科院搞起了研究，这会儿在这里笑傲江湖引人羡慕的，又该是谁呢？

　　我若把正在做的事情和已取得的成绩也讲给他们听呢？恐怕也一点儿不亚于他詹大伟吧，恐怕老同学们会更加惊叹吧。

　　当然，这些念头也只是在心里蠢动一下而已。我什么也没说，什么都不能说。